大江东去 1994年（14）

    梁思申这回是陪着大老板来中国，而已不是过去的吉恩。一起来的还有亚太区的相关人员。通过她的联络，和驻北京临时办事处同事的跑动，约定与体改委、计委、人行、两家银行、上海市政府等相关人员的会谈，以及在北京、上海两所大学与学者的交流。他们一行先到北京，然后转到上海，其中一个议程，就是参加有梁父参与的会谈交流。

    会谈下来，第二次来中国的老板就总结说，与会人员的开放眼界已经与一九九二年底那次会谈时大有不同，心态上从过去的警惕、排斥，甚至恐惧，向如今的学习、交流、行动上靠拢。上司说，他已经看到先期开展金融服务方面合作的一线曙光。可见，自接触后，大家不断保持联络，加强沟通的做法是正确的。

    梁父自然是其间最得意的，看着自己的宝贝女儿正襟危坐于会谈长桌边，他心里自豪。当然，女儿在国内私人投资方面所犯错误，他早不当回事了。梁思申这回没有清高，联络的时候常打爸爸和各位亲戚的招牌，见面会谈的时候也自己介绍上去。杨巡那一跪给她触动很大，从杨巡那一跪，她才真切认识到一个人想做成一件事，所谓的无所不用其极的那个极，是到什么程度。以前只是知道个体户不容易，但是个体户如何钻营以挣得一片天空，她也是有听说没见识。她这回也是犟脾气上来了，冲外公扔下话说她要来中国工作。可是回去后才想到，有类似杨巡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竞争者在，她要如何改正工作方式，才能在中国立足。她是不是该放弃一些清高？

    她决定试着放弃。就像宋运辉说的，她既然已经站在事实高度，那她顺理成章地就该就着这个高度做事，而不必非要俯身做出一个姿态，那倒是有些惺惺作态。事实表明，她做得很好，她也没在做的过程中觉出有侵占别人的意味。不错，她利用了家里的关系，但这只是使她做事效率大大提高，并使国内相关领导能倾听他们的声音，结果对谁都有好处。她并没有因此强求其他好处，她的公司也并不允许她这么做。当然，她也收获上司的赞许。做事的顺利，让梁思申抛弃成见，灵活应对。

    这时候杨巡那边债务变贷款的工作已经完成，但梁父面对女儿的时候，只是问问女儿在美国的经济状况，知道梁思申没有被银行追得屁股着火，自有办法应对，他也就不提杨巡那边的事，准备等一切就绪的时候才跟女儿说明，并将钱汇给女儿。梁思申也没问起，一方面是不想提杨巡这个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还没到分期还款的期限。再说忙得脚不沾地，连跟父亲见面都只有在会场间隙。

    梁思申这还是第一次近距离出席有这位大老板在场的高级会议，她发现旁听的结果果然是经济做到最高级的时候，讲究的却是政治，与宋运辉以前宽解她时候所言一模一样。她一边为自己今天的发现成为这种重要会议的导火索而高兴，一边认真倾听各位有别于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发言，小心揣摩其中意义。但是，她发现，她还提不出可以在会上大声发言的优质议题，她只有选择闭嘴。这是水平问题，她发现了问题，但是她无法解决问题。

    通过与高层官员的广泛接触，在蛛丝马迹背后隐藏的时不我待催化之下，老板当机立断决定更改行程和议题，进一步广泛拜访接触高层官员，以期获得更多类似“你们来晚了”这样的实质性警示。亚太区和梁思申都兴奋地感觉到，总部的思路可能因此出现重大转折。他们便拿出转变思路的方案，便于后续日子的沟通交流。

    然后，梁思申看到，老板展开亲善之旅，在中国广交朋友，简直就跟变了个人一样。她作为普通话和英语都拿得出手的专业人士，自始至终跟随，虽然累得她人仰马翻，可填鸭式地学到很多，很多，果然，已经有同行走在他们的前面……

    这几天，梁思申都不知道自己密集地写了多少资料，她连写了几张纸都无法计数，人就跟陀螺似的和团队其他成员一起，转得飞快。白天的时候，他们以中国时间与中方密集会谈，晚上的时候，他们以美国时间与地球那端的人员密集交换看法，确定最新方案，谁都是亢奋地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没人敢喊一声累，因为他们已经落后了。

    在这过程中，梁思申恍惚地抓紧时间考虑到，可能关系并不仅仅只是关系，关系可能也是政治，看大老板如何培养“关系”可知。这个发现，让梁思申似乎抓到什么思路，但暂时因为忙得焦头烂额，而无法清晰深入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