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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东去 1994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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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申这回是陪着大老板来中国,而已不是过去的吉恩。一起来的还有亚太区的相关人员。通过她的联络,和驻北京临时办事处同事的跑动,约定与体改委、计委、人行、两家银行、上海市政府等相关人员的会谈,以及在北京、上海两所大学与学者的交流。他们一行先到北京,然后转到上海,其中一个议程,就是参加有梁父参与的会谈交流。

    会谈下来,第二次来中国的老板就总结说,与会人员的开放眼界已经与一九九二年底那次会谈时大有不同,心态上从过去的警惕、排斥,甚至恐惧,向如今的学习、交流、行动上靠拢。上司说,他已经看到先期开展金融服务方面合作的一线曙光。可见,自接触后,大家不断保持联络,加强沟通的做法是正确的。

    梁父自然是其间最得意的,看着自己的宝贝女儿正襟危坐于会谈长桌边,他心里自豪。当然,女儿在国内私人投资方面所犯错误,他早不当回事了。梁思申这回没有清高,联络的时候常打爸爸和各位亲戚的招牌,见面会谈的时候也自己介绍上去。杨巡那一跪给她触动很大,从杨巡那一跪,她才真切认识到一个人想做成一件事,所谓的无所不用其极的那个极,是到什么程度。以前只是知道个体户不容易,但是个体户如何钻营以挣得一片天空,她也是有听说没见识。她这回也是犟脾气上来了,冲外公扔下话说她要来中国工作。可是回去后才想到,有类似杨巡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竞争者在,她要如何改正工作方式,才能在中国立足。她是不是该放弃一些清高?

    她决定试着放弃。就像宋运辉说的,她既然已经站在事实高度,那她顺理成章地就该就着这个高度做事,而不必非要俯身做出一个姿态,那倒是有些惺惺作态。事实表明,她做得很好,她也没在做的过程中觉出有侵占别人的意味。不错,她利用了家里的关系,但这只是使她做事效率大大提高,并使国内相关领导能倾听他们的声音,结果对谁都有好处。她并没有因此强求其他好处,她的公司也并不允许她这么做。当然,她也收获上司的赞许。做事的顺利,让梁思申抛弃成见,灵活应对。

    这时候杨巡那边债务变贷款的工作已经完成,但梁父面对女儿的时候,只是问问女儿在美国的经济状况,知道梁思申没有被银行追得屁股着火,自有办法应对,他也就不提杨巡那边的事,准备等一切就绪的时候才跟女儿说明,并将钱汇给女儿。梁思申也没问起,一方面是不想提杨巡这个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还没到分期还款的期限。再说忙得脚不沾地,连跟父亲见面都只有在会场间隙。

    梁思申这还是第一次近距离出席有这位大老板在场的高级会议,她发现旁听的结果果然是经济做到最高级的时候,讲究的却是政治,与宋运辉以前宽解她时候所言一模一样。她一边为自己今天的发现成为这种重要会议的导火索而高兴,一边认真倾听各位有别于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发言,小心揣摩其中意义。但是,她发现,她还提不出可以在会上大声发言的优质议题,她只有选择闭嘴。这是水平问题,她发现了问题,但是她无法解决问题。

    通过与高层官员的广泛接触,在蛛丝马迹背后隐藏的时不我待催化之下,老板当机立断决定更改行程和议题,进一步广泛拜访接触高层官员,以期获得更多类似“你们来晚了”这样的实质性警示。亚太区和梁思申都兴奋地感觉到,总部的思路可能因此出现重大转折。他们便拿出转变思路的方案,便于后续日子的沟通交流。

    然后,梁思申看到,老板展开亲善之旅,在中国广交朋友,简直就跟变了个人一样。她作为普通话和英语都拿得出手的专业人士,自始至终跟随,虽然累得她人仰马翻,可填鸭式地学到很多,很多,果然,已经有同行走在他们的前面……

    这几天,梁思申都不知道自己密集地写了多少资料,她连写了几张纸都无法计数,人就跟陀螺似的和团队其他成员一起,转得飞快。白天的时候,他们以中国时间与中方密集会谈,晚上的时候,他们以美国时间与地球那端的人员密集交换看法,确定最新方案,谁都是亢奋地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没人敢喊一声累,因为他们已经落后了。

    在这过程中,梁思申恍惚地抓紧时间考虑到,可能关系并不仅仅只是关系,关系可能也是政治,看大老板如何培养“关系”可知。这个发现,让梁思申似乎抓到什么思路,但暂时因为忙得焦头烂额,而无法清晰深入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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