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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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遗憾我是个女的。我很遗憾别人发觉了龙应台是个女性。

    在编辑、记者、读者、作家发现我是个女性之前，我被当作一个正常的“人”看待。他们很冷静地读我的文章，而后写信来。不同意的人试图指出我所忽略的地方；厌恶我的人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我；欣赏我的，更是毫不保留地把倾慕的话写下寄来。

    我的反应也是一贯的冷静；觉得我的逻辑不周全吗？好，让我再演绎一遍证明给你看。资料引用有误，对不起，我道歉并且更正。恶毒的人身攻击？我不屑于理会。至于赞美和倾慕，让我清心思索一下自己毕竟值得几分；这个世界大得很。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人发觉这个阳刚的名字后面居然是个女人！消息传了开去，像野火一样烧开。

突然之间，我不再是教授，而是女教授；不再是作家，而是女作家；不再是博士，而是女博士。总之，被人发现正身之后，我就不再是个“人”，而是个“女人”。

    本来称我“教授”的大学生，突然改口称“小姐”。本来恨恨想跟我打一场硬笔仗的作家，颓然掷笔长叹：“唉！对方原来是一介妇女！”本来要骂我“刻薄”、“不爱国”、“激烈”的人，现在理所当然地改口骂“妓女”。本来想写信来表示欣赏的人，突然犹豫起来：会不会被人误会？

    最奇妙的，莫过于访问记者。在我还是个“人”的时候，访问者所拟的题目往往平淡无奇：你问什么写“野火”？批评家必须具备什么条件？目前教育的最大症结在哪里？等等等。变成“女教授”、“女作家”、“女学者”，换句话说，“女人”之后，访问的内容突然活泼生动起来：你结婚了吗？先生是哪里人？在哪里坠入情网？他在做什么？他对你文章看法如何？他高不高兴太太出名？陪不陪你买菜？你们有几个毛毛？长了几颗牙齿？还打算生几个？用什么避孕方式？一天换几次尿布？谁换？你的文学批评干不干饶卧房生活？你如何一面教书、写文章，一面照顾丈夫？你买什么牌子的尿布？

    在被“发现”以前，在我还是个教授、学人、正常“人”的时候，也有人赞美我的文章思考缜密、条理清晰。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一个思考不缜密、条理不清晰的人本来就不该选择学术的路。头脑清楚只是所谓“学人”的基本条件罢了，就像鸭子非有一身羽毛不可，不然怎么能算鸭子！可是，被发觉是个女人之后，连这个基本条件都在一夕之间变成稀奇的东西，惹来许多问题：

    作为女人，你怎么会写出理性的文章？你有没有感性的一面？

    你究竟问什么会有那样清晰的思路？你是不是个女强人？你是不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女人也有理性思考所以才写这么强劲阳刚的文章？

    你的家庭是怎么教育你的，你会变成这个样子？父母兄弟、街坊邻居看得惯你吗？你的丈夫能忍受你吗？

    我其实从来也不曾故意隐瞒自己的性别，只因为旅居国外多年，此地几乎没有人认识我。而“龙应台”三个字又十分的男性化；小时候，为了名字，还发展出一点恨父情结，怨他没给我取一个比较秀气的名字，譬如龙咪咪、龙美丽或龙可爱之类。但是父亲后来解释，他当初只有两个方案，一个是龙应台，另一个是“龙三条”，因为我排行第三。两相比较之下，我反而心生感谢，还好没叫“三条”。那么，别人是怎么发觉龙应台是女的呢？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中午，电话铃响……

    “请问龙教授在不在？”一个很雄壮的男人声音。

    “我就是，您哪一位？”

    对方突然断了声音，我的耳朵陷在电话线的真空里。等了半晌，正想挂断，他又说话了，结结巴巴的：

    “你你你，你是个--”

    我很同情他的受惊，赶忙把声音放得更轻柔一点：

   “对不起，是啊！很抱歉呢！”

    他长长地嘘了口气，又沉吟了半天，犹疑地说：“我是大文人出版社的负责人—怎么电话里传来香味？”

    我赶忙解释：“厨房里正在煎猪脑……”

    “哦！是这样的，龙--龙小姐，我打电话来是想征求您的意见，将您一篇大作编入我们今年的最佳散文选，不过，现在既然知道您是，是个女的，我就想把那片大作收在敝社下个月要出版的‘我见犹怜—女作家心心相印散文集’，不知您是否同意？”

    “让我考虑一下好吗？”

    “好，那我就不打扰了。抱歉妨碍了您煎猪脑----”

    “啊！没关系！”我打断他，“是我先生在煎猪脑；我刚刚在修理马桶……”

    他又半天没声音，最后才找出话来，“再见，龙小姐。”

    第二天，龙应台是个女的消息就上了花边新闻，也开始了我这令人同情的遭遇。《龙应台评小说》出版了，记者来电话；是个娇滴滴的女声：

    “龙小姐，这本书非常的知性，可是才一个月就印了四版；能不能说说您对这本书的期许？”

    “这书只是个粗砖，我抛出去希望引出文学批评的风气来，使严格公平的批评----”

    “您觉得一个女人写这样的东西合适吗？”

    “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