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二百三十六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李植，字汝培。父承式，自大同徙居江都，官福建布政使。植举万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御史。十年冬，张居正卒，冯保犹用事。其党锦衣指挥同知徐爵居禁中，为阅章奏，拟诏旨如故。居正党率倚爵以自结于保，爵势益张。而帝雅衔居正、保，未有以发。御史江东之首暴爵奸，并言兵部尚书梁梦龙与爵交欢，以得吏部，宜斥。帝下爵狱，论死，梦龙罢去。植遂发保十二大罪。帝震怒，罪保。植、东之由是受知于帝。

　　明年，植巡按畿辅，请宽居正所定百官乘驿之禁，从之。帝用礼部尚书徐学谟言，将卜寿宫于大峪山。植扈行阅视，谓其地未善。欲偕东之疏争，不果。明年，植还朝。时御史羊可立亦以追论居正受帝知。三人更相结，亦颇引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为重。执政方忌中行、用贤，且心害植三人宠。会争御史丁此吕事及论学谟卜寿宫之非，与申时行等相拄，卒被斥去。

　　初，兵部员外郎嵇应科、山西提学副使陆檄、河南参政戴光启为乡会试考官，私居正子嗣修、懋修、敬修。居正败，此吕发其事。又言：“礼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试策，而侍郎高启愚主南京试，至以‘舜亦以命禹’为题，显为劝进。”大学士申时行、余有丁、许国皆嗣修等座主也，言考官止据文艺，安知姓名，不宜以此为罪，请敕吏部核官评，以定去留。尚书杨巍议黜雒文，改调应科、檄，留启愚、光启，而言此吕不顾经旨，陷启愚大逆。此吕坐谪。植、东之及同官杨四知、给事中王士性等不平，交章劾巍，语侵时行。东之疏言：“时行以二子皆登科，不乐此吕言科场事。巍虽庇居正，实媚时行。”时行、巍并求去。帝欲慰留时行，召还此吕，以两解之。有丁、国言不谪此吕，无以安时行、巍心。国反覆诋言者生事，指中行、用贤为党。中行、用贤疏辨求去，语皆侵国，用贤语尤峻。国避位不出。于是左都御史赵锦，副都御史石星，尚书王遴、潘季驯、杨兆，侍郎沈鲤、陆光祖、舒化、何起鸣、褚鈇，大理卿温纯，及都给事中齐世臣、御史刘怀恕等，极论时行、国、巍不宜去。主事张正鹄、南京郎中汪应蛟、御史李廷彦、蔡时鼎、黄师颜等又力攻请留三臣者之失。中行亦疏言：“律禁上言大臣德政。迩者袭请留居正遗风，辅臣辞位，群起奏留，赞德称功，联章累牍。此谄谀之极，甚可耻也。祖宗二百余年以来，无谏官论事为吏部劾罢者，则又壅蔽之渐，不可长也。”帝竟留三臣，责言者如锦等指。其后，启愚卒为南京给事中刘一相劾去，时行亦不能救也。

　　帝追仇居正甚，以大臣阴相庇，独植、东之、可立能发其奸，欲骤贵之，风示廷臣。一相又劾锦衣都督刘守有匿居正家资。帝乃谕内阁黜守有，超擢居正所抑丘橓、余懋学、赵世卿及植、东之凡五人。时行等力为守有解，言橓等不宜骤迁。帝重违大臣意，议虽寝，心犹欲用植等。顷之，植劾刑部尚书潘季驯朋党奸逆，诬上欺君，季驯坐削籍。帝遂手诏吏部擢植太仆少卿，东之光禄少卿，可立尚宝少卿，并添注。廷臣益忌植等。

　　十三年四月旱，御史蔡系周言：“古者，朝有权臣，狱有冤囚，则旱。植数为人言：‘至尊呼我为儿，每观没入宝玩则喜我。’其无忌惮如此。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书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实由于植。”又曰：“植迫欲得中行柄国，以善其后；中行迫欲得植秉铨，而骋其私。倘其计得行，势必尽毒善类，今日旱灾犹其小者。”其他语绝狂诞。所称尚书，谓季驯也。疏上，未报，御史龚懋贤、孙愈贤继之。东之发愤上疏曰：“思孝、中行、用贤及张岳、邹元标数臣，忠义天植，之死不移，臣实安为之党，乐从之游。今指植与交欢为党，则植犹未若臣之密，愿先罢臣官。”不允。可立亦抗言：“奸党怀冯、张私惠，造不根之辞，以倾建言诸臣，势不尽去臣等不止。”乞罢职。章下内阁，时行等请诘可立奸党主名。帝仍欲两为之解，寝阁臣奏，而敕都察院：“自今谏官言事，当顾国家大体，毋以私灭公，犯者必罪。”植、东之求去，不许。给事御史齐世臣、吴定等交章劾可立不当代植辨。报曰：“朕方忧旱，诸臣何纷争？”乃已。七月，御史龚仲庆又劾植、中行、思孝为邪臣，帝恶其排挤，出之外。世臣及御史顾钤等连章论救，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