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去 1991年（09）

    梁思申的暑假是陪着吉恩等三个上司考察中国。他们从北京开始，再到广州，然后折回上海。梁思申根据爸爸的提议，没联络外办走走过场，搞个会见，就算完事。她通过爸爸的关系联系到三地的计委和工商银行，虽然是关系打头，但三地这两个机构都很愿意安排这样的会见，甚至可说是踊跃。如此高层的会见，自然比梁思申冬天的时候单枪匹马在广州上海跑一圈的效果好得多。再去证券市场，又是一番新的面貌，里面人头簇拥，甚至有人如打扑克牌似的一下拿出一叠几百张身份证申购新股，据说是把全厂人的身份证拿来一起压新股，因为新股中签率太低了，每张身份证又有限购额度，不多拿些身份证来中不了，等中了大家平分收益。吉恩等三个看看有限的股票，再看看无限的人气，都很有感觉。回头吉恩就说，上海很可能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中心。

    但是，吉恩不是中国人，更不是上海人，吉恩肯定了上海的未来，却认为现在还不是他们这样的公司进入的时候。吉恩开玩笑说，他个人倾向拿现金来上海做一回大冒险家，大量接手星罗棋布地侧身中心市区的业绩不良工厂，等待土地升值。吉恩说，那简直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但老法师也有栽倒在小鬼手上的时候，梁思申告诉吉恩，中国的企业几乎包了职工的生死，那是制度决定的现状，买下工厂，必须面对职工医疗和养老的包袱，升值预期是不是够支付那些包袱？吉恩思考之后，给了一个否定的答案，这个答案还是他在与计委人员对话后得出的结论，他否定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对上海未来发展速度的不确定。吉恩感觉中国的发展有许多问题不符合规矩，比如没有规范的制度，比如庞大的吃饭人口基数，比如均摊到人口头上并不丰富的资源，还有官员们嘴里说出来的无法让他采信的数据。如此充满风险的市场，在看不到相应高额回报可能的前提下，他不愿涉足这样的陌生领域。面对梁思申不断强调的上海这十来年的飞速变化，甚至是冬天到夏天才半年来的飞速变化，吉恩都是微笑聆听，坚决说不，并教育梁思申，金融行业容不得感情用事。

    虽然目的没有达到，但吉恩在几天时间里的交谈中说的一句话，却在梁思申心头点燃了一簇小小火焰。吉恩其实也是无意的，他只是在梁思申的安排下，得到好于同行的对话环境，获得更多内部信息之后，很有感慨地问梁思申，既然在中国有如此四通八达的人脉，有没有考虑毕业后回国发展。梁思申当即回答没考虑。吉恩当时也笑说，还好还好，他可不愿把亲手培养两年的好手养熟了放走。梁思申当时还挺得意，她确实是个不错的人才，但回头想起来，忽然想到，为什么不呢？

    因此送走吉恩后，她回家过暑假，刻意地留意起四通八达人脉的好处。而她终于通过宋运辉与杨巡这个被宋运辉称道的个体户通上了话。

    杨巡对于宋运辉的这个要求，觉得莫名其妙。心说人家公主一样的高干子弟，即便是社会实习，也要比他们这种家庭的孩子方便许多，人家一声招呼，他凑着上去让人家公主调查，还生怕凑慢了。哪像他们从小就在社会实践，比如杨速一毕业就得担负起照顾杨逦的责任，杨连暑假到他的新市场打短工。他呢，他一直就在实践，实践得没时间读书。

    但他不能不打这个费钱的长途电话。但才接通，才说上两句，杨巡心头的反感立刻烟消云散。

    对方有很好听的声音，那声音听着都感觉得岀对方在亲切地朝着他微笑，完全不是他常见的机关晚娘态度或者子弟们的飞扬跋扈。那边微笑而亲切的声音对他说：“我叫梁——思——申，名字有些拗口，那是我妈妈的不良爱好所致。我正在美国读书，同时在一家投行工作挣学费。我这次带队回国了解国内经济，接触了不少机关人士，获得不少以前不知道的资料，但是我回头总结的时候，发现我接触的不是政府机关就是国营企业，其中缺少非常重要也非常具有活力的一环，就是个体经济。宋运辉老师说，你是很典型的个人奋斗事例。请问，你愿意回答我几个问题吗？会不会打扰你的工作？”

    杨巡立刻爽快地回答：“没事儿，你尽管问。”

    梁思申道：“好，你请先挂电话，我整理一下问题了，很快再打给你，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