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悦有了新工作》：殡葬作为生死棱镜，我们看到了什么？(2)

　　剧中种种让人极易共情的个案，更印证了这种形而上的抽象表达：中年丧妻的男人借口“要瞒着孩子”酗酒麻痹，直至早早洞悉一切的幼女自残入院，才被现实惊醒；修理手机的店主突然倒毙，家乡务农的父母老远拎来最好的棉花，弹一床厚厚的被褥，送儿子最后一程；独居老人将房产证绑在身上咽气，几个不孝子翻箱倒柜遍寻不获，却无人想到，给亡父换身衣服、擦擦身体；慰安妇去世前留下歪歪扭扭的手书，叮嘱葬礼上不要遮掩，要把伤疤袒露在世人面前……众生皆苦中的一抹甜，是心肌梗梗塞的十几岁男孩，被拉到殡仪馆后“死而复生”，他对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爬起来揉揉眼睛好像刚睡醒。罗医生科普，这种极罕见的奇迹在医学上被称为拉撒路综合征（Lazarus syndrome），但经历大悲大喜的亲人们显然无瑕深究，无言地拥着失而复得的孩子坐在回家车上，眼眶却泪盈盈，只道是寻常，却多么来之不易。

　　与之相似的例子，是英国悲伤心理治疗师朱莉娅·塞缪尔（Julia Samuel）的死亡辅导工作手记《悲伤的力量》。求助者分三种，失去伴侶、失去父母、得知自己罹患绝症。作者以人类学视角，观察每次会晤時他们的状态，追溯其成长历程，以及处理悲伤的方式，也未回避那些非道德手段，例如酗酒、找性伴侶等等，再牵引出心理学解释：如何向儿童解释？在终于振作快乐生活之后，怎样面对内心的罪恶感？

　　这几年，生死教育成为热话，怎样从正视死亡的事实中反思生命，继而活出更丰富的人生，相关书籍如雨后春笋，既有译作如白宫健康顾问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最好的告別》、耶鲁大学教授舍温·努兰（Sherwin Nuland）《死亡的脸》，也有格外关注此类议题的退休传媒人陆晓娅结合个人经验所撰写的《旅行中的生死课》、《影像中的生死课》等等，鼓起勇气面对告别，仅是踏出第一步，而再多医学道德的思辨与理论指引，都比不上实际情境的推演更具说服力，对照他人处理哀痛的方法，才更易明确自己的坐标，这条路未必易行，却会更加清晰。

　　继续生活：交棒思考

　　既写死，也映照生。其中一则最为极致的推演，是三悦的化妆科师父，罹患阿尔兹海默症日久，愈发暴躁而混沌，他成为“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对儿子的错乱印象都定格在2014年以前，德高望重的业界泰斗，沉默呆坐的时间越来越长，像在经历一场把记忆和人生卷走的台风。

　　美国作家葛瑞·瑞斯维格（Gray Reiswig）在记述早发性阿尔兹海默家族遗传病史的著作《千里凝视》中，以书名四字命名这种“停下脚步凝望，目光呆滞而遥远”的神态，他更进一步揭露，患者如经历漫长的死亡，目睹这段心智逐渐萎缩的过程、看到对方承受“随机而无目的的痛苦折磨”，不免让家人浮现“祈祷他过世是不是不应该”的矛盾感，而当事人，则“很怕自己会死，但更怕自己活太长，因为我不能决定自己要做什么”。

　　如果说这是阿尔兹海默症的A面，《三悦》呈现的B面则更为残忍——当发现症状加剧的原因是身体内的人造关节化学元素超标，大家决定立刻为师父签字手术取出，替这列遗忘的火车踩下刹车键，而大雾散去记忆清晰，原来2014年其子航班失踪一去不回，眼前的老人走出了病困又被悲伤吞噬，众人迷惑了：手术成功是幸事抑或不幸？旁人又从何而知患者是不是甘于遗忘？有谁够资格替当事人做决定？如此苦涩的伤痛往事，会不会其实糊涂一些，目空一切也好？还有那个恒久的难题，寿则多辱，人怎样才可以有尊严地老去？

　　还是将思考交棒到观众手中吧。尽管，该剧从原生家庭、童年性侵，到社畜压力、重男轻女，“踩点式网罗社会热点”的野心太大且涉猎太广，显得单一故事挖掘有欠深度，剧终人物开口闭口的金句与道理，工作和爱情双线并行的模式，也难免有太过说教和模仿日剧营造“小确幸”的嫌疑。但需要明确的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在我们的时代，三悦这样的一个女子，其身份远不止“互联网嘴替”，而更像是平行宇宙中，一个体验生活的自己。

　　正如该片编剧、曾以《相爱相亲》斩获金马奖最佳剧本的游晓颖希冀，三悅身处这个理性与感性为一体的位置，“在贴地行走的同时，稍稍超越现实小半步，让人看到关于殡葬行业更多的幕后，以及未来的可能”，从冷漠任性只求躺平，到学会“道谢、道爱、道别”，三悦的成长，固然有主角光环的美化加持，更重要的是，以殡葬作为切入口， 宛如棱镜般地抛出议题，不仅折射八百万种死法，更体味人间百态，是以，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