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发梦露》：都说它失实，究竟有多失实？(3)

　　从梦露的时代到当下：她们值得说出自己的故事

　　其实，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一再宣称：“我感兴趣的并非真相，而是影像。”切换在黑白和彩色、幻觉和理智、胶片与真实之间，《金发梦露》也玩尽了媒介游戏。古巴裔的女主角安娜，始终保留着一些古巴口音，这一切都时时在提醒观众，你所观看的可能并非现实。

　　然而为什么，这种效果并未将绝大多数观众说服？我认为客观原因之一在于，影片的间离效果（alienation effect）并不明显。早在二十多年前拍《阮玲玉》的时候，关锦鹏就采用过史料、演员采访和表演交错剪辑的方式起到更好的效果。比起《金发梦露》中对非英语母语者几不可辨的古巴口音，《阮玲玉》一会儿展示作为演员接受采访的张曼玉，一会儿展示扮演成阮玲玉的张曼玉，让观众更清晰地辨识阮玲玉和张曼玉、现实和虚构之间的距离。这样，才避免了与阮玲玉死前留下的“流言可畏”一起同流合污。

　　客观原因之二则是，我们确实处于一个对性别议题高度敏感的时代。

　　在描述这个时代之前，我想先说梦露的时代。在读梦露的自传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一个很智慧且有力量的女性。但坦诚说，有一件事让我隐隐不快，那就是梦露偶尔出现的“厌女”言论。比如她说：“事实上，我的人气，只局限在男性之中。女人们要么假装喜欢我，要么就直截了当地表达我激怒了她们，毫无掩饰。”当她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进修时，有一个女老师，她说：“起初，这让我感到失望，因为我不认为一个女人能教会我什么。”当然，后来女老师的才华让她折服。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批判梦露“雌竞”。我感慨的是，梦露的心态是多么典型。彼时，女性广泛地成为被消费的客体，且为了竞争掌握在男性手中的资源，而缺乏同性同盟关系。当时的世界远没有准备好尊重一个“女艳星”，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梦露确实被很多女性所嫉妒着。自传中，比起关系好的女性，她写了更多与之有龃龉的同性圈内人。

　　《玛丽莲·梦露：我的故事》，[美]玛丽莲·梦露着，宋慧译，浦睿文化|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7月。

　　但女性同盟真的不可能存在吗？梦露这样的女人，注定要活在男性凝视的消费和女性的排挤之间吗？在看《玛丽莲·梦露：最后的日子》时，让我最感动的是梦露的医生说的一段话：“（梦露死后）我接到几通普通妇人的电话。她们的反应是，如果她们早知道玛丽莲有麻烦，她们一定会尽一切力量帮助她。这时我才了解，玛丽莲不仅吸引男人的目光。女人了解在她内心那个失落的小女孩，她们对这种状况有所反应。”

　　这样的声音在当时或许微弱，幸而在如今逐渐由涓流汇成大海。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反复提到“花与花联合起来”，如今流行的是“女孩帮助女孩”（girls help girls）。或许，当下我们才终于开始学会理解玛丽莲·梦露。也因此，如今的人们看到《金发梦露》中陈腐的角色塑造，才会感到怒不可遏。

　　上文中也提到，比起还原梦露生平的传记片，其实导演多米尼克更倾向于定位《金发梦露》为一部基于乔伊思·卡罗尔·奥特兹的同名小说创作的改编作品。还原现实不仅在“现实-小说-电影”的多重转换中变得希望渺茫，而且从一开始就并非导演的本意。多米尼克想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真假参半的叙事诡计。

　　但这仍然不能消解观众的愤怒。不仅因为电影作为大众传媒，会很大程度参与公众的记忆重塑工程，也是因为这是玛丽莲·梦露的故事——这个女人生前身后已经被讲过太多版本的故事，意淫和造谣沸反盈天。在她短短的36年韶华中，却没有多少时间让她说心里话。遗留下半本自传，最后一篇手稿写于她与第二任丈夫相识时，再无续笔，此生未完成。

　　《金发梦露》中，梦露对剧作家说：“爸爸，你永远不会写我的，对吗？”但她随即发现自己还是成为剧作家原稿里的一部分。电影编剧应该想到，这样写真实的玛丽莲·梦露也是残忍的。很多时候，成为叙述者是一种特权，成为被叙述者则是一场劫难。《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中有这样一个巧妙的譬喻：“作为由男性‘用笔创造出来的’创造物，女性‘被监禁在笔杆之中’。”

　　最近刚好看完了着名的历史音乐剧《汉密尔顿》。我很喜欢这出戏，但观看全程始终有个小遗憾：即使颠覆了历史，大胆到让有色人种扮演美国国父，但戏中的女性角色基本还是围绕着家庭单位打转。然而，在这出戏的结尾，一首动人的《谁会活着，谁会死亡，谁会将你的故事传唱》（Who Lives,Who Dies,Who Tells Your Story）竟然力挽狂澜地弥补了这种遗憾：当男主角死去，同时代的人纷纷老去，是谁来讲他的故事，让他活在后辈的记忆中呢？答案是他的妻子伊丽莎（Eliza）：“我重新把自己写进史书。”拥有了叙事者的身份，这个女人终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配角、一个曾遭背叛的妻子和一个丧子的寡妇。跳脱出故事，她成为讲故事的人。

　　《汉密尔顿》给我的惊喜，恰如《金发梦露》给我的遗憾。前者把女性从叙事中稍稍解放出来，成为叙事的创造者；后者又把女性监禁回笔杆之中。英年早逝的梦露再也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故事了。我的愿望只是不要再封住更多的她们的嘴。

　　她们都值得说出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