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鉴定和胡桃一磅

    医生的鉴定同样没有帮被告什么忙。以后看得出来，费丘科维奇自己对它大概也不抱多大希望。这事其实只是由于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坚持主张才进行的，她特地为此从莫斯科请来了一位著名的医生。辩护自然决不会因此而遭到什么损失，碰巧了也许还可以得到一点好处。但结果却竟发生了几乎有几分滑稽的情况，那就是几个医生的意见有点不一致。这些专家们里面有别处来的著名大夫，有我们城里的医生赫尔岑斯图勃，还有年轻的医生瓦尔文斯基。后面两位也列在由检察官传唤的普通证人之列。首先以专家身分被传问的是赫尔岑斯图勃医生。他是七十岁的老人，头发雪白，已经秃顶，中等的身材，体格还很健壮。我们城里大家都很重视他，尊敬他。他是一位正直的医生，是个很好、很虔信的人，是位“赫恩胡特”派，或“莫拉维亚兄弟”派的教徒，——我知道得不太清楚。他住在我们这里已经很久了，平时神态特别庄严。他为人良善，爱人如己，免费医治穷人和农民，亲自到他们的破房木屋中去，留下钱买药，但是脾气固执得象一头驴。他的脑袋里要是抱定了一个念头，你要加以推翻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城里大家几乎都已经听说，这位外来的著名医生到这里才两三天，就对赫尔岑斯图勃医生的才干说了几句十分不敬的评语。事情是因为这位莫斯科的医生虽然出诊费至少需二十五卢布，但是我们城里有些人仍乐于乘他到这里来的机会，不惜金钱，趋之若鹜地去请他诊治。在他没有来以前，这些病人自然都是由赫尔岑斯图勃医生治疗的，于是这位名医生就到处苛刻地批评他的治疗方法。以后甚至一到病人家，就干脆问：“唔，原来是谁在这儿胡搞的？是赫尔岑斯图勃么？哈，哈，哈！”这一切情况自然全都传到了赫尔岑斯图勃医生耳朵里。现在这三位医生先后地上堂来作证。赫尔岑斯图勃医生直截了当地声明，“被告智力的失常是显而易见的。”他接着提出的一些看法，我在这里略去不提了。最后他又补充说，这种失常不但主要地可以从被告以前许多行为上看到，就是现在，甚至眼前也可以看出。等到人家请他解释现在、眼前可以看出些什么来时，这老医生用坦白直率的态度指出，被告在走进大厅时，“有着一副对于周围环境很不寻常的古怪态度，一直大步向前走着，象兵士一般，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前面，其实他本应该朝左边看，那边旁听席上坐着一些太太们，因为他是女性的极大爱好者，必然会念念不忘太太们现在会说他一些什么的。”小老头儿最后用这么一番很特别的话来作为结束。这里还应当补充说明一句，他常说俄国话，而且很喜欢说，但不知怎么他的每句话都带着德国调子，但他却还永远毫不在乎，因为他一辈子有那么个毛病，就是认为自己的俄国话是标准的，“甚至比俄国人还好”，他还常爱用俄国的谚语，老是告诉人家，俄国的谚语是世界上所有谚语中最好、最有表现力的。还要指出，不知是由于精神不集中还是什么原因，他在谈话中时常忘记极平常的、他完全知道却忽然不知为什么从脑子里逃走的词儿。不过他在说德国话的时候也常有这种情形，而且每当这时他总在自己的面前挥舞着手，仿佛想找到并捉住丢失了的字眼似的，而在他还没有找到丢失的词儿以前，谁也不能强迫他把已经开了头的话继续谈下去。他说被告走进来的时候，应该瞧着太太们，这句话引起了旁听者中间嘻笑的低语。我们这里的太太们很爱这小老头儿，也知道他打了一辈子光棍，是虔信而行为端正的人，把女人看作高尚的、理想的人物。因此他这番出乎意外的话使大家觉得非常奇怪。

    莫斯科的医生在上堂问话时断然而不客气地表示他认为被告的脑子是不正常的，“甚至已达到极严重的程度”。他巧妙地说了许多关于“精神错乱”和“癫狂”的话，并且得出结论说照所有收集到的证据看来，被告在被捕前好几天，无疑地就已处于病态的精神错乱状态之下，尽管犯了罪，但即使也有感觉，却几乎是身不由己的，完全没有力量克服当时控制着他的病态的精神冲动。但在精神错乱以外，医生还看出了癫狂，据他说，这预示着将来进一步会直接发展到完全疯狂的地步（按我这里是用自己的话传达医生的话，至于他当时却是用极为科学的专门术语来加以解释的）。“他的一切行动是同常识和逻辑相反的，”他继续说，“姑且不说我没有看见的一切，也就是作案本身和整个惨剧的前前后后，即使在前天和我谈话的时候，他的眼光也是那样莫名其妙的呆板。在完全不该笑的时候，发出意外的笑声。常常没来由地发火，说一些奇怪的话，如‘伯纳德’，‘伦理学’以及诸如此类不必要的话。”不过医生认为最能说明这种癫狂状态的是，被告一提起他认为自己受了欺骗的那三千卢布，就不由得要爆发出某种不寻常的火气来，而对自己所有其他的失败和屈辱的事情，说起来和想起来都显得十分平淡。此外，事后还查明，在这以前，每逢一提到这三千卢布，他也总是会弄到几乎要发狂的地步，可是别人都证明，他这人是并无利欲心，也并不贪婪的。“至于说到我那位学术上的同行的意见，”莫斯科的医生在结束发言的时候，嘲讽地说，“被告上堂的时候，应该目视女人，而不应直瞪着前面，我只能说这样的意见除了含有开玩笑的性质以外，还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尽管我十分赞成被告走进决定他的命运的法庭大厅的时候，不应该这样呆板地直瞪着前面，这的确可以认作是他在这时精神不正常的征象，但同时我要肯定地说，他不应该朝左边看太太们，相反地，应该向右边看，用眼睛寻找他的律师，因为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律师的帮助上，他的全部命运现在都要依靠他的辩护。”医生陈述自己这个意见时语气断然，十分坚决。但最后被传唤的瓦尔文斯基医生的出人不意的结论，给两位有学问的专家之间的不同论调增添了特别滑稽的意味。据他的看法，被告在现在和以前的精神状态都是完全正常的，虽然在被捕以前他的确显出了神经质的、过度兴奋的心情，但是这可能是产生于许多极明显的原因，譬如嫉妒，愤怒，不断的喝醉酒等等。但是这种神经质的状态绝不会含有刚才所说的任何特殊的“精神错乱”成分。至于说到被告走进大厅的时候应该向左看还是向右看这一点，“据他的鄙见”，被告正应该在走进大厅的时候向前直视，象他实际所做的那样，因为首席法官和法官们正坐在他的前面，他的命运完全握在他们的手中，“所以他向前直视，恰恰足以证明这时候他的脑子是处于正常状态。”这位年轻医生最后带着几分激烈的情绪结束了他自称为“鄙见”的供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