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这更深的爱，也没有比这更深的痛【妈妈！观后感】(2)

　　佐野说：‘神智清醒的母亲我一次也没喜欢过。’在母亲不再是母亲之后，她才与母亲和解。听到痴呆的母亲说出‘对不起，谢谢’的时候，佐野放声痛哭：‘终于从折磨我五十多年的自责中解放出来了。’‘活到今天，真好。’她的表达是‘我被原谅了’，而不是‘我原谅了母亲’。她的自责意识当真强到了那个程度吧。”

　　在上野的理论里，母亲和女儿共同生活在家庭，这一男权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之中。她们本应是结构性的同盟，但因为普遍性的厌女文化，都沉沦在潜在的厌恶和竞争之中，找不到自我价值和对彼此角色的认知。这种在血浓于水中刀光剑影的母女关系，我们在今年上映的《青春变形记》与《瞬息全宇宙》中见过，在更早以前哈内克的《钢琴教师》里也见过。

　　然而，杨荔钠的描绘，又比上述这三部电影更带有“东亚性”。如上野千鹤子说，在东亚社会中，女儿对母亲的怨恨是不能被原谅的。因为母亲“既是压迫者，又是牺牲者”。在社会谴责之前，女儿就会因自己对母亲的不满，而自困于负罪之中。

　　所以《春潮》里的郭建波和母亲发生冲突后，在黑暗中恶狠狠地捏坏了母亲的仙人球。这形成了与《青春变形记》与《瞬息全宇宙》中母女相搏场景的最根本不同：东亚的场景里父辈和子辈之间的根本矛盾甚至是不可言说、无法对峙的。子女只能通过自虐来完成对父母的惩罚。

　　在这种宿命性的痛楚与耻感中，什么是解决方法？上野说：“当母亲不再做母亲了，女儿才终于从女儿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这解释了为什么《妈妈！》里在日常中相处冷淡的母女，反而在疾病发生时完成和解。因为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女儿比母亲更快地老去，逼迫二十年前便已进入休养期的母亲回到照顾者的位置。时光逆转回童稚时，彼时女儿的自我还未形成、家庭尚未破碎、罪愆尚未发生。

　　当《春潮》和《妈妈！》叠加在一起，我们或许刚好能瞥见东亚式母女关系的一种真相：没有比这更深的爱了，也没有比这更深的痛。痛不能掩饰爱，爱也不能麻痹痛。

　　《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日]上野千鹤子/[日]铃木凉美著，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2022年9月。

　　疯癫：依旧是迂腐的性别角色设定？

　　当我们更贴近地看《妈妈！》，会发现它对阿尔茨海默症的展现很有意思。患病后，女儿的视角时常被一种非理性的力量篡夺。这让她看见被放大扭曲的情绪（如公交车上乘客恶意的指指点点）以及虚构的场景。

　　在女儿的幻觉中盘桓的核心，是早已故去的父亲。父亲在她的幻觉中，永远是慈爱、博学、温情的存在。影片的前半程，很多观众可能都会陷入这样的困惑：为什么一部所谓的“女性电影”的中心，有一个屹立不倒的男性身影？到后段，我们才终于在女儿的忏悔中揣测出原委：

　　原来父亲是自杀。因为他遭遇批斗，又没有获得女儿的支持。所以女儿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都处于自我封闭之中，以她与母相伴的禁欲生活和规整的发型作为象征。疾病袭来时，她的悔恨才在幻觉与崩溃中浮出水面。她在病榻上以“我杀过一个人”为开场白向母亲忏悔，而母亲早在她忏悔之前就选择了原谅。

　　在《疯癫与文明》里，福柯这样描述“疯癫”：

　　“（疯癫）所产生的怪异图像不是那种转瞬即逝的事物表面的现象。那种从最奇特的谵妄状态所产生的东西，就像一个秘密、一个无法接近的真理，早已隐藏在地表下面。这是一个奇特的悖论。当人放纵其疯癫的专横时，他就与世界的隐秘的必然性面对面了；出没于他的噩梦之中的，困扰着他的孤独之夜的动物就是他自己的本性，它将揭示出地狱的无情真理……”

　　在福柯的理论中，“疯癫”并不是一种残疾。相反，“疯癫”就是知识。愚人拥有着“完整无缺的知识领域”。他在一个智慧、理性的人看来透明无物的水晶球中，发现了隐形的知识。我认为，在《妈妈！》中，女儿所经历的病征就近乎于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疯癫。疾病夺走了她的理性与记忆。但恰恰是透过疯癫，她一再重返父亲健在时的圆满家庭，释放了被压抑的痛苦与欲望。

　　在杨荔钠“女性三部曲”的第一部《春梦》里，我们也能发现疯癫。《妈妈！》中的疯癫是阿尔茨海默症引发的幻觉，《春梦》中的疯癫则是春梦。影片中，主妇方蕾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包括一个（除了***不积极外）很可靠的丈夫和听话的女儿。她平淡生活中出现的唯一怪事就是频繁的春梦。其主角永远是一个面目不清的长发男子。

　　和《妈妈！》中的幻觉一样，春梦亦不受控。梦是浸润着情欲的、愉悦的，但同时也是危险的、具有攻击性的。她会梦见自己突然被扇耳光，衣服被撕扯下。和普通梦境不同，《春梦》使用跳切回避记录入睡的过程，凸显梦境腐蚀现实的来势汹汹。此外，杨荔钠在《春梦》中使用了格外多的女性***镜头，通过视觉对观众的直接刺激，突出梦的禁忌与冒犯。

　　和女***求及身体紧密相关，方蕾的春梦是一种更专属于女性的疯癫，同时也更容易遭遇打压。然而相似的是，两部电影都利用无法被权威（科学或者宗教）定论或拯救的病征，展示了女性被压抑的欲望向非理性空间的恣意逃窜。

　　从疯癫与女性的关系延伸开来，我们会发现一组看似矛盾的事实：如今，我们越来越意识到“阁楼上的疯女人”实际上是男权叙事对女性的污名与禁锢；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近年来一些优秀的女性作品把“疯癫”作为一种建构性的力量，去解放被压抑固化的女性形象。

　　比如今年早先的文章《〈瞬息全宇宙〉：一首中年妇女的失败者之歌》中所说，围绕着亚裔妇女伊芙琳（杨紫琼饰）延展的“多元宇宙”实际上近似一场“精神分裂”。正是借由这场外人看来癫狂的奇异冒险，她探索着先前被压抑的可能性，完成了对于自我和女儿的拯救。正如加塔利在《混沌互渗》中所说，精神分裂把主体性向多样性充分展开。疯癫可以是打压的工具，也可以是解放的武器，取决于它掌握在谁的手中。

　　《混沌互渗》，[法]菲利克斯·加塔利著，董树宝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

　　在杨荔钠的电影中，不受理性控制的女性意识往往和流动的水体相关。《春梦》里有无边的水色见证旖旎的梦境，尔后冰冷的湖水企图吞噬女儿的生命，则象征自我意识的危险；《春潮》结束在流淌的潮水间；在《妈妈！》中，女儿的首次发病导致彻夜未归时，机位下沉，地上的积水映出她的摇晃的倒影，昭示着被冲击扭曲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