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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出路咖啡馆(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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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昂把他领上楼来。在楼梯上就听见他们在交换姓名,相互自我介绍。然后安德烈说: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开个室内网球场啦!……

  安德烈上来拥抱我。我瞥见里昂避开眼睛。他说他正在通电话,就不陪我们了。

  安德烈问:这就是你跟我提到过的音乐家里昂吗?

  我并不记得我跟他讲到过里昂。

  我听见里昂在海青的画室里继续通电话。随口应着安德烈:是,就是他。

  我看出安德烈还想问什么,但克制住了。因为我在搬家前告诉他,我的室友叫王阿花,是个女画家。我见安德烈开始解围脖,便说:在这房子里,你不该减衣服,是该添衣服,一个冬天的寒冷都库存在这儿。

  我到灶前去点火。这里煮咖啡的方式很落后,我让安德烈耐心些。他前后左右地跟着我,似乎这么空荡荡的大屋,他不紧跟我就会失去我。他解释他突然到来的原因:他昨天晚上发现一张航空公司赠送的机票马上要过期,便当即乘了去机场的地铁。他说那时已是半夜一点,他无法和我通电话。他打算早晨到了芝加哥再通知我,而他在机场一连打了两小时电话都打不通:我这边始终是忙音。他便去租了汽车,直接开来了。我想,他这样解释可真吃力啊。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盒鸡蛋,里面还剩四个。安德烈一眼看见蛋盒上的减价签:几角几分。他拿起蛋盒,看一眼上面的日期:早就过期三个礼拜了。我这儿所有的食品:糖、面包、麦片、饼干、玉米油,全是那种白纸黑字的廉价物品。这些简陋包装的东西是对贫困者半救济的出售。这所房子里到处能见到如此的黑白商标:洗衣粉、洗碗液、洗头水和肥皂。它们对安德烈来说,显得刺目地陌生。

  他终于忍不住了,说:别忙了,我们出去吃早饭吧。

  我说:咖啡都煮好了。

  他说:走吧走吧。

  他一分钟也不想在此处多待,将我的绒线帽、围脖一古脑扣上来。他感到这个空荡荡的大屋不容他。四壁挂着的王阿花与海青的作品都冒着一股年轻的怒气。这股怒气原是无处可施,而安德烈却感觉到它是针对他的。

  我们向门口走去。安德烈忽然停住脚,打量了我一下,然后他取下我的围脖和手套,往门边的破扶手椅上一扔。他用自己黑色的纯开士米大围脖将我的头脸仔细包裹好。里昂从海青的画室出来,正看见这个动作。安德烈的手势把我弄成了一个布娃娃。

  里昂愣了一下,像是刚刚认识我是谁。

  我假装随口客气一句:里昂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我知道里昂从不吃早饭,他一般在下午四点开早饭,清晨五点开晚饭,我更知道,即使里昂破例把早饭开在上午八点,他也绝不会跟着我和安德烈去一个布尔乔亚的餐厅。那儿坐着挣月薪、读股票消息的中产阶级。里昂认为中产阶级是美国个性消亡的一个铁的证据。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中产阶级是消灭真正艺术的大军,是精神、文化的垃圾处理器;有多少无灵魂的音乐、绘画,都可以朝这部巨大的机器倾倒,都会被吃进、消化、排出。这个巨大的机器可以改变艺术的原则,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内的艺术家。诱引他们去画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灯罩。

  安德烈也说:对呀,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吧。

  我在安德烈声调里听见的全是诚意。

  而里昂却听出了施舍。他脸上有了层冷酷的笑意。

  我说:里昂可能刚刚回来。他从夜里工作到早晨。

  里昂从我话中听出的却是急切的表白:这个艺术瘪三跟我没什么关系:他活在夜里,我活在白天。

  里昂说:知道哪一家的早午自助餐最棒吗?

  安德烈说他知道林肯大街上有几家不错的。

  里昂说:那些没什么意思,雅皮的地方。

  安德烈在里昂的话里听出了进攻。他心里一阵好笑:你这样自以为是的人活得连基本体面都不要,可以靠失业金、救济金去糊口,对辛勤纳税,将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变成税务交给政府,再由政府变成你的失业金或救济金——对这样一批对社会负着重责的人,你的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你认为你那些晦涩不堪的东西就是真正的艺术?你的生活方式、情趣雅不可耐就正确?

  而我在安德烈的大段潜台词中,只听到他的诚意:他的确想款待一下里昂。他说:好吧,你带我们去一家不“雅皮”的餐馆。

  里昂当然不会去的。他觉得安德烈把零钱扔给街头乞丐也是以同样诚恳的态度。安德烈每星期日下午到一家残废人的福利工厂去义务劳动,给残废人生产的罐头写西班牙文、法文、荷兰文的产品介绍,这事里昂一听准会仰天大笑。

  好的。里昂说。

  他对安德烈的邀请接受得很痛快,我不知他是怎么了。我看他一眼,他一点儿挑衅的意思也没有。他很快套上了那件永远的皮夹克,一条马尾梳得整整齐齐。

  我坐进安德烈的车后,一阵怀疑涌上来:这车分明是安德烈在华盛顿开的那辆。对于安德烈这样百分之二百讲实话的人,编那么大个故事,太不寻常了。我要里昂坐到前排座上,理由是要他领路。真实的理由,是我想独自坐在后面,好好看清一个诚实人撒谎的道理。

  然而我却怎样也看不清。

  车窗上有泥点。安德烈的车从来没这样脏过。他开车稳重,看见水洼便缓下车速。把泥水溅到两侧车窗玻璃上,安德烈需要喝五杯伏特加才干得出来。而安德烈从来不可能狂放到去喝伏特加。他有他俄国祖先狂放的神情举止,内心却是美国式的:理性、负责、好自为之。

  我们走进餐馆时,店堂里还冷清。门厅里居然插着几枝中国梅花,那暗红色显得十分珍奇。店堂并不大,几乎像一个大房宅的宴会厅,中间摆一个玻璃长几,上面陈列着六十来种食物精品,从陆地到海洋,一切允许出现在午前餐桌上的东西,一应俱有。一共有三对银发夫妇在用餐,他们一声不吱,侍应生却读得懂他们的每道指令,一声不响地去替他们取来冰块,或满上果汁、或更换盘子。整个餐馆里穿梭过往着静默的殷勤。那种不苟言笑的高雅让我气也喘不上来。

  我们三个人只有安德烈的着装勉强跟这里的氛围搭得上调。这里的确没有“雅皮”气,却像皇族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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