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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断裂而凹凸的世界屋脊(3)



    道德的牺牲果真能够换来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这是值得商榷的。期望不等于现实,他的痛苦尽管可以看作是文明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伴生物,但直接的原因仍然是没有一个和一己之观念同步发展的环境,心灵和肉体还不能从生存的困扰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却又要强迫自己放荡不羁,我行我素,怎么能够心情舒畅呢?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句话对于我们,对于西部的生活,永远都只是一个寓言。

    酒已过半,残汤和剩菜炫耀着自己被人吃掉的荣光。A君拉我来到长沙发的一角,主动“交代”了他跟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姑娘交往的全过程——那天,他在电影院门前踌躇,想看一场电影又拿不定主意。一个姑娘突然横挡在他面前说:“想看电影吗?”他摇头。姑娘又说:“那……陪我吃顿饭怎么样?”他去了。饭后,在她的单身宿舍里,在她那挂满了小布人小动物的床上,他明白了这个既有固定职业又不缺钱花的姑娘肉体和心灵的潮动:由封闭到开放的一种畸形爆发——性机能亢进。她以为只有放纵自己才算对得起人生,才算是一个有现代味儿的女性。“她是干什么工作的?叫什么?”我问A君。A君说:“不知道。”又说,“这方面你不懂,你得向我请教。人的生存依赖于人的群体性,过去,男女是以了解和感情为联系纽带的;现在,人追求瞬间温存,追求一夜情,追求那种不需要感情交流和心灵碰撞的纯粹的***往。也就是说,我们都认为,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前提下,肉体的融合才会是健康的理智的和幸福的。”我挖苦地说:“既然这样,你们怎么又分手了呢?”他说:“那是因为她要求我一个星期不要回家,一个星期都呆在她那里,这怎么可能呢?太霸道了。”

    我说:“那么以后呢?以后你是不是还想继续你的追求?”他说:“我不追求这个追求什么?想出国没钱也没门路,想当官没本事也没后台,想去基层豁命干他几年,再一步一步爬上来,老婆又不让走。那好,那咱就坐下来搞点学问吧,可人家在发展航天技术,在折腾商品经济,在办公司搞企业进军世界五百强,我只能捣鼓几篇研究汉藏史的文章,有什么意思呢?没劲,真没劲,现代社会是不需要了解历史对今天的意义和作用的。你知道,上大学时,我写过一篇《唐番古道流变考》,因为想发表在校刊上,还去校刊编辑的家里帮他打煤砖,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可笑。有一段时间,我又想搞哲学,想从哲学的角度诠释藏传佛教,结果我发现,佛理是清高的,它提倡一心观照缘起性空的谛理,不为虚妄的外界所迷惑,提倡“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的功夫。而对一个没有慧根的俗人来说,一旦明白了藏传佛教的哲学含义,你就什么心思也没有了,你就会感到,面对一切你只能有一种态度,那就是无所适从。”

    4

    有人说,哲学就是寻找家园,而且是带着乡愁寻找家园。家园是什么?一个人造宇宙,一处心灵归宿,一种精神寄托。在这个一切都还不能以好坏论处的年代里,在这片滞重的高原厚土上,寻找家园时的无所适从显然要比拘泥成法、固守卑陋更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更能代表一部分人的精神状态。也正是在这种无所适从的迷茫中,那些认识到了命运的残酷而去向残酷挑战的人,才显得多愁善感、思虑重重。

    正是春天,我来到了位于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交界处的茫崖石棉矿。一连几天,都是荒风暴起,粉尘弥漫,一片混沌景象。就在这种天地未开的景象中,我和石棉矿的副矿长张居安进行着一种心灵感应式的接触。我发现他有自己独特的笑声,尖细得有些滑稽,像是自我解嘲,又像是傲观人世的豁达。他还会怪模怪样地耸肩,寓意复杂:自鸣得意、无可奈何、悲观伤怀、逢场作戏,好像什么都在其中了。但不管我怎样感觉他,他都是一个典型的西部企业家,为人讲信用,处世重义气,自信自负,又具有落荒人的狡黠和幽默。还有就是,和内地企业家的油头粉面、西装革履不同,他留着一头艺术家一样的长发,紧裹着一件米色风衣,一副随时都在行动,从来不知道养尊处优的样子。

    他说:“我是浙江宁波人,上海建材学校毕业,留校工作了一年,月工资只有三十五元一角,除了自己吃用和抚养家中老人,还想买书,想抽烟,想看电影,想逛苏杭,还想穿好吃好玩好。穷,没钱,开始是自轻自贱,后来就想摆脱,摆脱那种打着赤脚想天堂的境况。这样,在1966年当有人动员我支援大西北时,我说,你不用费口舌,我去就是了。来石棉矿的头几年,我当司机,一月一百零六元的工资,高兴得很呐,订了一份报纸,买了许多书。别人奇怪,这个跑车的,看书竟比睡觉还过瘾。……1983年,我当了副矿长,名利思想雪淡,也无所谓身份感。但我还是希望这个矿好起来。我读了许多书,包括马列主义的,虽然没有深钻,但作为某种场合的辩论需要还是够用的。我是个有毛病的争议人物,但这并不影响我开展工作。在矿上我有强大的实力,所有部门都会被我指挥得团团转。我有威望,关键时刻能和工人一起冲上去,待人以诚,不说谎话,对工人的要求从不以‘研究研究’来搪塞,要办就办,不办,一二三,说明情由。我精通业务,还有一套随时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本事。在我周围,有几个人起着智囊团的作用,哪些问题该找哪些人商量,我一清二楚。老实说,论我的能力,当副矿长,是轻而易举的。对钱,我也有考虑。钱对人有好处,我个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吃亏就吃在没钱上。我在石棉矿干了几十年,似乎已经干够了,很想回上海,回到老婆身边去工作,苦于没门路,要有,哪怕降职降薪,也在所不惜。我不想把自己的骨头埋在这个天荒地老的矿上,也不希望儿子来这里工作,这里毕竟是落后的,这里的人毕竟缺乏从落后中奋起的意识。矿上许多人也都想走,有的,我放走了,有的,我以朋友的名义挽留住了,但我感到对不起他们。原因很简单,保持现状,不求发展的干法是没多大意思的。或者说,我们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要花在补救失误上。现在的失误是很严重的,主要在于冒进,像是又一次大跃进。……对我们矿的现状许多老百姓是满意的,但我不满意,很多问题是他们所不能预见的,更看不到企业潜在的危机。我们这个矿是一个社会性企业,凡是一座城市所具备的我们都应该有,大量的投资要花在非生产设施上。可是,建矿这么多年了,我们还在创业,还搞不出一个像样的石棉城来。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职工来源大部分是矿区子弟,子孙相传,近亲繁衍,长期下去,智力低下,人种退化,弊病不少。对此我只能叹息,我无能为力。搞现代化大工业,必须要有铁腕人物,必须由一个人决策,决策过程和决策人不是一回事。当然,铁腕也需要感情扶助,刚上台,要铁,到后来,必须动之以情。可叹的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却要把很多精力花在党政争权上。太多地关心议论别人,挑别人的毛病,而不关心重视自己,发展自己的个性,这简直就是自杀。……平时,我喜欢吹牛(聊天),也希望身边有几个吹牛的朋友,这大概是感情上的需要吧。好在我很忙,实在没时间去想别的。如果我清闲的话,也许会的,比如,女人,人人都应该有寄托嘛。但我不存在孤独,我会在可靠的合适的小圈子里发表高论,也常读些书,读得很杂,有兴趣的话我一天能读完一本书。我不会跳舞,想学又不敢学,人总怕舆论,尽管我是个不怕丢乌纱帽的人。在猜疑的社会里,什么事情都会变得很复杂。不能以诚相见,尤其在官场上,这是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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