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亡国奴占据了金紫良先生的一所三合瓦房。金先生是有个姓名的：作过公安局的科长，和其他机关中科长科员之类的官儿；颇剩下几个钱，置买了几所小房；现在就指着几个房租，过着份不算不舒服的日子。因为官面上有不少朋友，房客们要是到日子拿不上租金，别管是有意捣蛋，还是实在手里太紧，金先生会叫巡警们替他讲话。在这一点上，金先生在“吃瓦片”的人们里是很足以自豪，而被称为人物的。
可是，五个“虾仁”硬占了他一所三合房。他不敢说“亡国奴”这三个字，所以每逢必须说到这个的时候，他把“××虾仁”的上半截去掉，作成个巧妙而无危险的隐语——“虾仁”。五个虾仁占了他的房之后，他很抱怨自己，为什么自己这样粗心，房子空闲出来而教虾仁们知道了呢？他觉得这几乎全是他自己的错儿，而虾仁们——既是虾仁们——的横行霸道似乎是分所当然的。
不过，自怨是无济于事的。假如金先生在街上被虾仁无缘无故的敲了一拳，或推了一交，那么，说声倒霉，或怨自己不小心，也就算了。白住房子可并不这样简单，不能就这么轻轻的放过去，虽然一声不出是极好的办法。虾仁们占着他的房子，卖白面，绑票儿，无所不为。这未免太“那个”一点。倒不是金先生有意阻止虾仁们干这些营生，或是以为这种营生有什么不体面；他伤心的是既然他们经营着这些事业，为什么不给他房钱？他们要是没有个营生，不拿房租也还有的可说；既是零整的发卖着白面，又有随时绑票的进款，怎么对房租还一字不提呢，他以为虾仁们作事未免有点太过火。
他想去要房钱，当然他不便于亲身去。他还是得托巡警们。这回的请托可是很柔和，与其说是请托，还不如说是商量个办法。跟虾仁们办交涉，不比和中国人对付，他体谅到巡警们的难处。他根本没希望巡警们能满应满许的马到成功，只盼着有个相当的办法，走到哪儿算哪儿，尽人事而后听天命。假若万幸朋友们真有个不错的方法，要出房租彼此平分也是好的；即使事情实在难办，或者因为半份房钱的便宜，他们也能特别卖卖力气。
他找了朋友们去。没想到他们会根本拒绝，不但不愿意给他办理，仿佛连听这种事也不喜欢听。意在言外，他们都以为他是自讨无趣似的。就是那半价房租的酬赠也没招出半点热心来。金先生心中未免有点不痛快。可是回到家中一想，他想过点味儿来：这不是朋友们不替他出力，而是他自己太没见识。比方这么说吧，他寻思着，万一这件事传到虾仁们耳朵里去，焉知他们不找上门来把他绑了走，或是一把火烧了他的房！“老金，你好不懂事！”他责备自己。再一想呢，虾仁们占据的房很多了，为什么别人都一声不出，偏偏老金长着三头六臂？想到这儿，他很感激朋友们了，幸而他们多知多懂，没给他出任何主意。真要遇上不三不四的朋友，胡说八道一阵，而被虾仁们听了去，那才得吃不了兜着走呢！
不再想这所房子就完了，他下了决心。这种从容镇静使他想出妙法。他把其余的几处房子都加高了租金。虾仁们白住了我一所房，他细心的一打算盘，我教大家每月多拿一点；大家的损失有限，可是我既不惹虾仁们生气，又能不十分在钱上吃亏。对，对的！房客们要是反对，那好办呀；我治不了虾仁们，还治不了小蝌蚪们！他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聪明可喜，自己笑了半天。
有个洋车夫来见金先生。金先生想不起自己有过这样的亲友；即使真有过这样的苦朋友，以他的身分说也不能接见，可是他又不敢不见；在公安局混过差事，他晓得穷人中也有好汉，得罪不得。在他心中，所谓好汉就是胳膊粗，力气大，蛮不讲理。他怕这样的人。他马上出来接见这个洋车夫；从地位上说，他觉得自己太谦卑；从力气上说，他以为自己是很精明。能够用势力压人，和会避免挨打，在他，是人生最高的智慧。
一看到那个洋车夫，他后悔了。他简直没有看见过这么褴褛，狼狈，泄气的车夫。这个人有四十上下岁，不高的个儿，一张长瘦的脸，两只望天儿眼睛。上身穿着蓝号坎儿，汗碱有五分厚；裤子也是蓝的，补着各色的破布，腿上还有两三个窟窿。赤着脚，张了嘴的破鞋，用麻绳儿绑着。手里提着条和地皮同色的小毛巾，敞着怀，肋条一棱一棱的挂着些鲇皮，皮上滋满了多日的黑泥。
“干吗？”金先生堵上鼻子，心里有一万个不高兴。“先生！”洋车夫的眼向上翻着，把右手按在胸口上。好象那里刺着疼似的。
“说话！我不是专为伺候你的！”金先生虽然是真生了气，可是听着自己的呼叱，心中觉出自己的伟大与身分，而把气消减了一两分。他想，就是他和虾仁们对了面，他们的呼叱也不会这么雄厚有力。
“先生！在板子胡同，你不是有所房子吗？”拉车的翻着白眼等金先生来承认这件事；唯恐把事儿弄错了。听到说自己的房子，金先生的心里有些发乱。是吉是凶，无从猜到，他只好虚为支应一下：“是我的怎样，不是我的又怎样呢？”
“先生！你就救救命吧！”车夫的眼向上紧翻，翻着翻着，落下泪来；一低头，往前一扑，跪在金先生的脚前。跪下以后，又抬起头来，满脸是泪，嘴动了几动，没能说出话来。“到底什么事啊？你看！快起来！”金先生要拉车夫一把，看他的衣服太脏，把手又缩了回去。“有什么话起来说，真！”车夫不知怎好的，一边嘟哝着“救救命吧”，一边往立起；立起来，深深的叹了口气。
“先说明白了，别耍这套‘恶化’！”金先生坐下了。“先生！”车夫的眼泪又从新流下来。“我是个穷人。老婆死了好几年了。我就带着大利——今年八岁了——穷混。一天到晚，我去苦曳，别的都是小事，到晚上我得给大利带回两个白面的馒头来。我是为他活着呢。他是我冯家的一条根！白天我去拉车，他就眼着三姨——我老婆的缺心眼的老妹妹——一块儿玩。每天我收了车，他和老姨儿总在胡同口上等着我，老远的就叫爸爸，笑得象朵花似的接过馒头或烧饼去！”他楞了一会儿，仿佛是听听有没有大利的笑声。“昨天，我收了车，也就是有四点钟吧！买卖不错，所以早收了会儿，还给大利买了包酱肉——孩子老吃不着个荤腥儿；胡同口上没有他，也许想不到我回来这么早，我心里说。到了家，老姨在屋里哭呢。问她什么，她只管摇头。她自幼就缺心眼儿。我出来一问街坊们，他们谁也没亲眼看见，可是都说必定是教板子胡同的人们给绑了去。我不大信。他们绑小孩是真的，我知道；可是还没听说绑过大利这么穷苦的孩子。你看，大利身上除了件破裤子，没有别的东西；绑他干吗，瞎了眼？我不大信。可是我不能不去找他。和巡警们一打听，他们有看见的，一点不错，大利教两个鬼子给架了走。他们当巡警的看见了，可是不敢管；他们还怪我不好好的看着孩子呢！”车夫的嘴角堆起许多白沫，眼定住，嗓子好象堵住气，用手抓了两把。
“我找到板子胡同去，他们要二十块钱；没钱，他们撕——”车夫捂上了眼，手一劲儿的哆嗦。过了一会儿，把手放下来，好象忘了一切，呆呆的立着。忽然，极惨的笑了一声，仿佛悲苦怨恨已经到了极点，只好忽然把它们变成一笑，象顶黑的夜里的一条白闪。“二十块？哼，我？好几年了，我就没见过一块现洋！我去见了巡长，给他磕了三个头；没用！他说我顶好是凑二十块钱，把大利赎回来。用得着他说！我上哪里凑钱去，我？卖没的卖，当没的当！从板子胡同回来，我就张罗钱；连老姨身上的一件小褂都剥了下来；哼，先生，一共我弄出五块钱来；实在想不出法儿来，我去给车厂子的掌柜磕了头。我拉过十年他的车了，没欠过车份儿；我跟他开口借十五块钱；以后每天还他一角，还给他出利钱。崔掌柜还算不错，给了我五块钱。虽然我还差着十块，可是不好意思再逼他。他说得明白，那五块钱不要利钱，教我慢慢的还。他这么够朋友，我怎好再为难他呢？”说到这里，他仿佛暂时忘了痛苦，而天真的从腰间摸出两张五元的票子来，象小孩子献摆新玩艺似的，一手提着一张，给金先生看。“到底你找我来干吗？”金先生已经猜到车夫的来意，可是愿意明白车夫怎的想到了他。他不十分热心去想是否应当帮助眼前这个苦人，假如车夫是来告帮，而一心的要晓得他自己在这件事中有什么样的地位与能力——说不定也许有点危险呢！
“是这么回事，先生，”车夫极小心的把两张钞票收好。“崔掌柜见我很为难，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老冯呀，你去求求金先生吧！板子胡同的那所房是金先生的。到了那儿，老冯你就应该说：金先生，你一来是个外场人，很讲义气；二来那所房是你的，万一他们真撕了——我丢了儿子，你脏了房，都不是好事。这是崔掌柜教给我的话，先生。我跟先生不认识，实在没脸来求你，可是我真没了法子。先生自当打牌多输了几块，救救命！再说，崔掌柜说得也有理：万一脏了房，先生也吃亏不小！”车夫用小毛巾擦了擦嘴，两眼不错眼珠的看着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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