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之家（译序）

 

 

    在俄罗斯文学史上，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三）占有一席光荣的位置。而在他的全部文学作品中，长篇小说又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屠格涅夫是俄罗斯和世界文学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奠基者之一，他的长篇小说给他带来了世界声誉。他的六部长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主题：与作家同时代的俄罗斯进步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屠格涅夫既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编年史作者，又是他们的歌手和裁判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认真研究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就不能深刻理解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解放运动发展的历史。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俄罗斯贵族阶级趋向没落，农奴制的崩溃已不可挽回。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沙皇制的腐败，进步知识分子在思考人民的命运、祖国的前途。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正是在这个时期酝酿构思和呈献给读者的。

 

    一八五六年，《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

 

    《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于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脱稿，最初发表在一八五九年一月号《现代人》杂志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一八八○年，在作者生前收入作品最全的最后一版文集里，屠格涅夫本人曾在前言中说：“《贵族之家》获得了我曾经获得的最大的一次成功。”虽然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但它确实是俄罗斯经典长篇小说的典范之一。

 

    《贵族之家》的故事发生在一八四二年及八年以后；主人公拉夫烈茨基是已经丧失了农奴主“热情”的贵族的最后代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拉夫烈茨基仍然是俄罗斯文学中已不止一次出现过的“多余的人”。但他已经不同于普希金的长诗《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贵族之家》发展了“多余的人”这一类型。奥涅金和毕巧林是利己主义者，他们只考虑个人享受，他们活着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的人”却充满热情，愿意为了大众的利益而献身。然而他们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应该做点儿什么，却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米哈列维奇责备拉夫烈茨基无所作为，说他是“懒汉”。拉夫烈茨基回答：“……你最好说说，该做什么”。米哈列维奇却说：“这我可不告诉你，老兄，这一点每个人应该自己知道。”其实，就连米哈列维奇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否则，他就不会漂泊半生，一事无成，最后为获得一个“学监”的位置而感到心满意足了。这并不奇怪，因为就连小说的作者，恐怕也无法回答拉夫烈茨基提出的问题。

 

    于是，拉夫烈茨基所追求的只能仍然是个人的幸福了。《贵族之家》的“重大、现实思想是幸福问题，是人追求幸福的规律，是个人幸福的思想与有益的劳动思想、进步思想的和谐融合”。然而拉夫烈茨基没能获得个人幸福。个人幸福碰到了“义务”设置的障碍，他的“幸福”“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对于莉莎来说，爱情不仅是幸福，而且是义务，信任，意识到自己道义上的责任。“上帝结合起来的，怎么能拆散呢？”莉莎问。因此，她和拉夫烈茨基的“幸福”从一开始就是虚幻的，建筑在一个极不可靠的基础上：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故意散布的关于她已经死了的谣言。屠格涅夫在小说中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在“贵族之家”的温室里培育出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这一悲剧的实质已经“不在于必须与自己的软弱无能斗争，而是因为”“与一些概念和道德规范发生了冲突。与这些概念和规范相抗衡，确实连那些坚决果断、勇敢大胆的人都会感到可怕。”（杜勃罗留波夫）《贵族之家》异常深刻地提出了贵族教育的问题。贵族的教育制度扭曲了人的优秀品质，使之畸形化了。莉莎的笃信宗教、忍让、顺从，拉夫烈茨基的消极无为，就都是这种教育的结果。杜勃罗留波夫正确地指出：“屠格涅夫选择的、为俄国生活如此熟悉的冲突”应该“成为强有力的宣传鼓动，促使每一位读者思索：那些主宰我们生活的整整一大批概念究竟有什么意义”。

 

    不过莉莎的“义务”并不仅仅是来自对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的负罪感。她想要在修道院中寻求的并不是慰藉，她所期待的也不是忘却；她认为，她的“义务”是“赎罪”！她对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说：“我什么都知道，无论是自己的罪孽，还是别人的罪孽，还有爸爸是怎样聚敛自己的财富，我全都知道。这一切都需要祈祷，以期得到赦免……”于是个人的悲剧就具有了社会意义：在农奴制社会里，不仅有良知的贵族知识分子不可能获得真正的个人幸福，而且几乎人人都与真正的幸福无缘。“你看看四周，在你周围有谁在享福，有谁感到心满意足？”个人幸福幻灭之后，拉夫烈茨基这样想：正去割草的农人显然并不幸福，他那个对生活并没有多少要求的母亲，更没有获得过真正的幸福……就连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也对他说：“你很难过，这我知道，可要知道，大家也并不轻松”……总之，在农奴制的社会环境里，个人幸福是虚幻的，不完满的，根本不可能的。屠格涅夫曾在《文学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与我仇恨的事物不共戴天……在我心目中，这个敌人有固定的形象，有人所共知的名称：这个敌人就是农奴制度。”《贵族之家》谴责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因为它庇护潘申和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之流，使他们孳生繁衍，而扼杀天才的性格（列姆，拉夫烈茨基），毒害人民，使他们浑浑噩噩，屈服顺从（玛兰尼娅，阿加菲娅，安东等）。

 

    在《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用“春秋笔法”展示了贵族阶级日趋没落的过程：拉夫烈茨基的曾祖父“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谁也管不了他”。到了他的祖父，已经是“不管干什么，全都白搭”了。他的父亲先是受了法国式的教育，脑子里装满了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然而那些“深奥的道理”“没有和他的血液溶为一体，没有深入他的心灵，没有形成坚定不移的信念”；在国外待了几年以后，他又成了崇拜英国的人，“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要用英国的制度和方法来改造俄国；可是十二月党人遭到镇压后，他立刻烧毁了从国外带回的一切计划和来往信件，躲到自己的庄园里，闭门不出，“在省长大人面前吓得战战兢兢”……最后“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