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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半生缘》有感

  第一次翻开张爱玲女士的《半生缘》是在高二的一个晚上,记得那是十一月中旬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凌晨两点半,终于翻完了这本小说的最后一页。除了一口气读完后的酣畅淋漓,我还感受到了深入肺腑的苍凉与悲哀:为什么曼桢与世钧明明两情相悦,最后却无法互相成全?为什么曼桢明明具备了一切美好的品质,却反复被祝鸿才欺凌侮辱,难道“人善被人欺”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吗?

  后来,我又马不停蹄地观看了电视剧版的《半生缘》,跳过前面所有的情节,我直接将进度条拉到了俩人相隔十四年重逢的片段。不可否认的是,电视剧版的《半生缘》对受众的冲击更加直接,悲情的配乐,房间中紧紧相拥的恋人,再加上演员的表现力,让人情不自禁地泪如雨下,但这种情感的延续并不长久,经历了悲伤情绪的迸发之后,我又很快恢复了平静,仿佛这一片段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文学的表达更含蓄,但相比于电影艺术,文学将更大的想象空间交给了受众,让读者不受拘束地想象男女主人公此时的复杂情感,这也是受众对作品的二次创造。除此之外,电影无可避免地会带来人物形象的固化,在观看电影后,观众会不自主地将演员的脸带入到人物角色中去,这样留给受众自由发挥的空间就大大缩小了。文学与电影相比,读者的参与感会更丰富,在欣赏到同一情节时,读者可以任思绪天马行空,尽情想象,男女主的形象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那样的;重逢时的情感可以是悲哀辛酸,也可以是喜悦兴奋。电影虽然更具表现力,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拘束了受众的想象,我们接受到的只是导演对这一情节的创造,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创造。

  我始终坚信,文学是人学,真正可以打动我们的,是人性的真实流露与人情的自然表达。张爱玲在《半生缘》中,向我们展现了真实而脆弱的痴爱与怨情、失去与错付、人性与人情,这些都与读者建立了一种崭新的联系,使读者的情感随着人物命运的跌宕而起伏。

  除此之外,真正触动我的还有其中的人物设置。在《半生缘》中,没有脸谱化的人物塑造,从曼璐到曼桢,从世钧到鸿才,没有一个人物是绝对完美的,或者是绝对不完美的。人物命运的悲剧,不单单是由一个人导致的,而是在多数人的消极选择与胡作非为下走向逼仄的角落。从这个角度看,他好像做错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又做错了什么呢?亲手把自己的妹妹送入虎口的姐姐曼璐,她的庸俗、谄媚与恶毒确实令读者感到厌恶,但在濒死之时,曼璐对曼桢的深刻忏悔让读者看到了这个女人的另一面——卑微,痛苦,爱而不得。她的一切行径都算得上是生活所迫,机关算尽之后,生活同样在她的身上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疤。没有非黑即白,没有绝对的对错,这些人物就像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一般,在与读者的共鸣中,也打动着读者的心。

  张爱玲是一位个人风格非常强的作家,她笔下的所有故事,好像都发生在同一城市的同一个巷子里。她笔下每一个人物都笼罩在阴郁而悲凉的气质中,每一个故事都闪烁着昏黄而黯淡的光。张爱玲之所以能够用如此细腻的笔触将半生缘的故事创作出来,这必然与她的自身经历脱离不了关系。相逢的喜悦,离别的悲痛,错过的惋惜,曼桢所经历的一切,说不定张爱玲也曾经历过。曼桢对世钧纯真又复杂的情感,说不定也是张爱玲对胡兰成情感的倒影。没有空穴来风的灵感与毫无根基的情感,在阅读曼桢时,张爱玲的形象同样跃然纸上。我一直觉得,张爱玲的个人特色十分鲜明,她常常写上海,写南京,写香港,写阴雨绵绵的天气,写古色古香、又阴郁昏暗的人与事,这与她早年在沪港的徘徊,在英国的留学生涯都脱不了关系。在自身经历的基础上加以创造,让受众在感受故事的同时感受作者本人,或许这就是她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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