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狂之下，直面时代刻在肉身与精神上的伤痕

　　刚看完《神探大战》时，脑子里闪现的两个字：“癫狂”。创作于2019年疫情前的电影，所散发出的那份无处安放的癫狂感，却是如此对应当下。同时，这也是一部将上世纪港片里那种“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特性，推到极端的作品——脑洞、尺度、表达、场面，年内应该都不会出现其他任何一部华语片，能比它更惊恐、更疯狂、更生猛。

　　无论朝前看，还是回头张望，你都能发觉《神探大战》在香港电影中所处的一脉相承而又特殊的位置。作为《神探》的“精神续集”，韦家辉与刘青云的组合，没了杜琪峰的规整与收敛，全然呈现出一种时刻处于失控边缘的狂暴与宣泄。

　　在韦家辉曾经的那些电影《大块头有大智慧》《我左眼见到鬼》《神探》里，他千方百计地植入了主角“见鬼”的设定。鬼，或是人前世的业障，或是人心底的魔障。看似形而上的因果宿命论，其背后的内在逻辑，仍是对社会关系与历史枷锁的多重书写，聚拢回现代人的恐惧与焦虑。

　　《神探大战》延续了这个设定，刘青云演的“颠佬神探”李俊，不仅能感知被害人的心理，看到人心里的鬼，而且会外化地表现到他的肢体和言语中，构成多重人格分裂的症候。他显然是《神探》里陈桂彬的双生，从沉闷阴郁转向聒噪狂暴，不变的则是如天赋又似诅咒的感知。神探与疯子，也因此被世人划上等号。

　　电影开篇，快节奏地交待了两起前情：

　　22年前，屠夫案，阿Sa饰演的女大学生陈仪，被虐待三日后被林峯饰演的“片警”方礼信救下。

　　17年前，魔警案，重新复刻了《神探》里经典的换枪戏，警察无情地射杀同僚。李俊闯入发布会上，把枪伸进同僚嘴里，企图以鬼上身的方式“还原案情”，但他却成了那个遭受枪击的人。

　　从此，李俊不再是“警局神探”，而是游走街头，一如《浊水漂流》里的露宿者们生活于立交桥下，疯叨叨地成了一个“街头神探”。桥下写满的，是他对往昔案件的重新推理，在他的判定下，那些案件都是冤假错案，真凶另有其人。

　　17年后，一个以神探为名的青年犯罪团伙出世。他们用李俊在桥下写的推定，以暴制暴、预告杀人、私刑执法，使得香港陷入到恐惧之中。由此，几方人物开始逐渐纠缠在一起，电影也步入正题。

　　抽象地说，《神探大战》其实是一场大型的回溯。

　　《神探》中，杜琪峰和韦家辉曾摄制了大量畸变的广角镜头，构造出倾斜而又鬼魅的香港，以写意的方式呈现出犯罪都市的样貌；《暗战》里，刘德华与刘青云在观塘窄巷里缠斗；《PTU》里，巡警串联起了尖沙咀与广东道；《文雀》里，港岛老街的样貌被照片定格。

　　而在《神探大战》中，对香港样貌的勾勒换了一个新策略。

　　韦家辉用近十起发生在香港不同区域的陈年旧案，绘制成一张“香港犯罪地图”——荃湾、油麻地、避风塘、庙街、落马洲、安乐路......

　　地理位置的背后，隐匿的是时代迁徙下的变与不变。角色们身处在动荡的动作场面中，更是身处在一个个布满历史信息的空间。险境，则意味着历史信息的消逝状态。这是韦家辉本人对于香港的情怀所在，借这些地标空间，找寻香港的当下性与历史间的关联。

　　而将这块地图串联起的新案，由青年犯罪团伙犯下的，对往昔案件的重演与同态复仇，则是以紧迫的逼视感，让观众不得不去直面时代刻在这些角色肉身与精神上的伤痕。

　　对于这种伤痕的呈现，最直观的一场戏，是陈仪的第二场裸露戏。她重新回到自己被害的旧地，于遍地肮脏的河渠上，如22年前那样，脱掉衣服，裸露出全身的伤疤。这些疤痕甚至聚集于她那怀孕的肚子上，等待孕育新生。

　　李俊抚摸那些疤痕，借由身体作为媒介，去感知与推理当日的真相，复原伤害。

　　这种从肉身指引向精神的伤痕，出现在电影里的每个角色身上，更是李俊这个人物的内核所在。通过感受不同罪犯内心深处的邪恶、冤孽和仇恨，每个人精神的暴力都在不断侵蚀着他，传染给他。

　　前文提到，“见鬼”的设定，被韦家辉多次使用。而在《神探大战》里，除了延续《神探》中的见人心中之鬼，更是多了一层新设定：见魔鬼。

　　如罗泓轸在《哭声》中由日韩两国的历史迷局孵化出的魔鬼一般，《神探大战》里的魔鬼被化作一只巨大的蝙蝠状怪兽，黑金色的皮发，露出獠牙。

　　电影最后，我们才突然理解李俊，他最大的诉求，是世人中哪怕有一个也好，同他一起，看到那只魔鬼，不再孤独——这只具象的魔鬼所汇聚的抽象物，指代的是时代刻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肉身与精神上的伤痕。直面它，看到它，就是看到那些不可看见的、听到那些不可言说的真相。

　　韦家辉的恶趣味，或者说他的深意在于，他对人性持有的悲观态度。

　　李俊与魔鬼对峙，他小心地问身旁的陈仪：“你看到了吗？那里有只魔鬼。”陈仪安抚他说：“我看到了。”但每个观众都知道，她没看到。

　　而这不可避免地导向那个结局，李俊作为“神探”重回警局，仿佛受到了同僚们的重新认可，但下一秒，他就被打断发言，推往整个警局最边缘的位置，望着镜像里自己可怖的倒影。神探的狂躁与孤独、矛盾与痛苦，终究只有他自己一人能够看到。

　　韦家辉借此探讨人心的善恶二元，在片中有多处点明的台词可循。

　　无论是李俊反复引用尼采的“与怪物战斗的人，小心自己别成为怪物”，还是李俊在船坞怒吼出的“人人都能变怪物，为什么我不能变？我也是人”，亦或是他形容幕后真凶时的“大恶若善，大善若恶”。其实这几句台词都指向一个命题，那就是在当下，传统的正反派对立，已不再能解释我们所处的现实状况。

　　善恶已然二元统一，难舍难分，无法被一分为二地切割看待。我们对善恶的判断，也不再是做一道选择题。这个命题是这些年来，香港电影在转型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探讨，是《拆弹专家2》里的“我不是疯，我是痛！”同时也是《怒火·重案》里的“我认输，但我不认命！”

　　某种程度上，《神探大战》能很好地归纳韦家辉的类型创作：从商业性和市场类型出发，从中对每个角色的心理进行深挖，再由心理外化，显露出他对时代的思考。

　　韦家辉曾说自己写剧本，有点像是做一个“接生”的工作，就像化身为《神探大战》里，李俊在危难之际给陈仪接生。这个接生的过程，即是每个角色孕育出自身与社会关系、自身心理的过程。

　　也许会有很多观众理解不能，韦家辉为什么非要把陈仪这个角色设计为是一个孕妇。尤其是片中有一幕，陈仪和李俊在跳楼后，李俊把耳朵贴在她肚皮上，未出世的孩子对他说：“我很好，神探加油”。其实，如果把这个孩子理解成是“香港电影”，就能大致明白韦家辉的用意。

　　香港电影走到今天这一步，很脆弱，也很坚强。作为观众，我们何尝不希望，曾经陪伴我们长大变老的香港电影，现在能很好，现在能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