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去 1980年（04）(9)

    “好，这也是我们县里的态度。只要你们想方设法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县里千方百计支持你们。”

    雷东宝与队长出来，心里都如吃了定心丸。雷东宝尤其觉得这个县长有水平，人又很好，出门时候忍不住问徐县长是不是也是大学生，徐县长笑答是，雷东宝说难怪，他又把小舅子扯出来了，说小舅子这个大学生也能干。徐县长哭笑不得，不知该怎么评价眼前的雷东宝，觉得他有时候有点浑，有时候又是精明强干。还真是第一次见这么特殊的人，徐县长对他有了兴趣，回头，吩咐下去，将小雷家大队划为他的联络点。

    雷东宝虽然与大伙儿偃旗息鼓地回去，但是通过大队长对刚才会见的宣传，大伙儿群情激昂，情绪更高。回去的路上虽没敲锣打鼓，可一路欢声笑语比拖拉机声音还响。

    回到小雷家大队，大伙儿二话没说，直接奔赴砖厂开工。不是砖厂的则是各自回去家里。但过会儿就有人飞递鸡毛信给雷东宝，有个挺漂亮的大姑娘在他家与他妈说话，听到大家平安回来的消息，大姑娘比谁都高兴。雷东宝一听，高兴而得意地公之于众：“我对象，我对象担心我。我对象是居民户口，她就是要我。”嘴里念叨着，两脚飞奔回家，奔出一段路才想起有自行车，忙又折回，飞上自行车赶回家里。

    他妈数落着迎出家门，而雷东宝则看到躲在门后的宋运萍，早绕过老娘兴奋地冲进家门，忘情地热烈握手。

    雷东宝的妈，连稍有残疾的媳妇都想要，何况是水灵灵的还有居民户口的宋运萍。她现在养着的四只长毛兔还是从宋家抱来的呢，平日里怎么照料兔子都是通过雷东宝传话，但雷东宝不耐烦管鸡毛蒜皮，传话常是短斤缺两，今天宋运萍自己送上门来，雷母才对如何养好长毛兔有了系统化的了解。对这个未来媳妇，雷母有些敬畏，也很有为儿子而巴结的意思。但看到儿子冲进门时候眼里只有未来媳妇，她心里稍有一点失落。

    雷宋两家的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宋运萍连说六月一日结婚很胡闹，结果天遂人愿，“六一”儿童节居然是周日，两人六月二日才登了记。然后两人约定，等宋运辉暑假回家才办婚事，在宋运萍的心里，她的结婚大事，如果弟弟缺席，那将是极大遗憾。她无法想象，父母照规矩是不能送女儿去雷家的，但如果弟弟也不能陪她去雷家，她感觉自己简直与私奔差不多。

    雷东宝则是公私两忙，自从见了徐县长，来自公社的压力自然消失。事情的发展往往是这样，各方势力之间没有绝对的平衡，往往是此消彼长，势力的某一方总是在跷跷板上维持短暂的优势。一时之间，老猢狲几乎销声匿迹，进进出出变得鬼影子一般飘忽。而小雷家大队虽然被徐县长控制着没走向另一个极端，没被当作先进集体推广给其他大队，因为他们的步子走得太大，徐县长担心目前形势下有些人会接受不来，可也被县里当作心照不宣的试点对象，政策方面有意放宽，行政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小雷家大队雷东宝的名气很快如日中天。雷东宝又是要当新郎，又是被全县人民口口相传，年轻的一颗心天天如饮了醇酒一般兴奋，做事更是大刀阔斧。

    在家里，他运用自己在部队学到的泥瓦匠本领，硬是用一把泥刀将祖传了不知几代的泥墙刷成粉垣，将陋室整修一新。屋子亮堂了，地面平整了，可家具几乎是没有，房间里疏可跑马。在大队，他在县里派来的专家组的帮助下，目标明确地引进高产杂交水稻品种，确认优良长毛兔品种，还在专家指导下，将砖厂挖泥挖出来的大坑修整之后，做成鱼塘，承包给很有钻研脑子的种稻能手雷忠富。他自然是疏了砖厂的计件工作，大队虽然收益增加了，他个人的收入却减少了，婚礼筹备捉襟见肘。他尽量不想给宋运萍知道，怕她操心，但宋运萍太了解他的收入来源，推测他的窘迫。于是宋运萍提议移风易俗，也免了嫁妆搬来搬去。雷东宝很是内疚，别家黄毛丫头出嫁都有十来车嫁妆、吹吹打打的仪仗、流水的婚宴，可他那么好的新娘却什么都不要求，他太对不起运萍。他没别的话，就只握着运萍的手，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发誓：“我一定要对你好，一定，一定。”

    宋季山夫妇一向没什么主见和坚持，长年累月的反革命帽子让他们顺从惯了，虽然对雷东宝这个人不是很满意，可女儿一坚持，他们便没了坚持。女儿又说人好最要紧，别的都只是附属，不要紧，他们也觉得对。他们心疼女儿，除了留出儿子暑假来回的车票费，将所有积蓄都拿来给女儿置办了嫁妆，只是缝纫机实在是货源紧张，时间紧买不到，才作罢。宋母嘀咕说，这简直是倒贴。但是两夫妻也听说雷东宝现在的荣光了，宋季山只敢在背人处与妻子说说，说现在社会还真是劳动人民最光荣。

    唯有宋运辉对于姐姐嫁那么个粗人并不满意。他觉得雷东宝虽然干事情是好样的，可作为他的姐夫还不够资格。他本来为了节约些钱不准备暑假回家，如今姐姐婚礼他当然得回。回家看到姐姐已经领取结婚证，自然是无话可说。宋季山夫妇终于见儿子回来，背着女儿向儿子抱怨，说戴了几乎一辈子的帽子，好不容易摘帽翻身，本想借嫁女儿时候风光一下，说明宋家现在也是堂堂正正平民百姓了，招个女婿还是党员干部，可还是不能如愿。最不能忍受的是，连人生唯一一次嫁女儿，还是得像做黑五类分子时候夹着尾巴做人一样，不得舒展。

    宋运辉年轻思想新，对于姐姐简单办婚事的想法本来也支持，但是听了父母的抱怨，心里却是心疼父母。学校时候，有次寝室里的老大趁左右无人，忽然问他，为什么他一个小小年纪没太多社会艰苦经历的人对政策时事那么关心，宋运辉当时被问住，脱口而出的答案是有兴趣，就是有兴趣。老大当时还很吃惊，说他小小年纪就有平常人三十岁才有的分析问题眼光，很是不易，以后不该光做技术，更应以技术为跳板走向政工，否则浪费大好眼光。宋运辉对于老大的这一提议非常热衷，因此对自己的人生隐隐约约有了规划。

    事后他再回想起老大的这个问题，仔细反思之后，却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他关心政策时事，实在是应该归结为缺啥补啥，根源应该在老实巴交的父母身上。其实解放前夕，与他父亲一样被国民党军队临时强征的并不止宋季山一个人，可是与他父亲有同样命运的人却懂得审时度势，适时跳出来控诉自己被万恶的国民党强征的苦处，以种种血泪证据说明自己是更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而运动总得找一个合适的批斗对象，于是落后不知自辩的宋季山就成了那些人洗清自己的垫脚石。这种事，宋运辉从小就听父亲唉声叹气地道过冤，他小时候只想着那些践踏父亲的人非常可恶，父母太老实，可大了后又是另一种想法，父亲如果灵活一点了解解放前后政策转向，如果出手快一点先跳上台洗清自己，他的童年会不会又是另一番光景？可想归想，心里也多少知道这不可能，父母这两个人性格太懦弱，能不被人欺负已是上上大吉，至于灵活机变，那简直是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