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的隐喻与私影像的残存 《小伟》观后感

　　癌症的隐喻与私影像的残存

　　——试论《小伟》中对疾病与家庭之思考

　　摘要：青年导演黄梓处女作《小伟》（原名《慕伶，一鸣，伟明》）于2018年平遥国际电影展中获“发展中电影计划”最佳导演奖，2019年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中斩获评委会大奖，并于2021年1月22日于中国大陆院在线映。该片采用段落式叙事，分母亲、儿子、父亲三者视角，呈现父亲伟明确诊肝癌后家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影片在一个寻常的家庭变故中挖掘不同身份面临的困境，以私人影像的方式呈现了相当柔和的叙事风格。本文将就片中的癌症背景、超现实主义段落与作者的自省性进行讨论，分析《小伟》如何呈现对疾病与家庭的思考。

　　一、消耗与逃避：不能承受的疾病之重

　　苏珊·桑塔格所着《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写到，癌症最早的描述性定义被视为身体经受消耗的过程。癌症作为一个遍布全身的疾病，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隐喻，既表达了生命时限的骤减，癌瘤的扩散也意味着全身性生理机能结束。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癌症讳莫如深，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绝对成功的手段使患者在癌症中化险为夷。确诊癌症，几乎等同于宣判死刑。电影《小伟》正是从死亡中拉开序幕，事态由儿子一鸣对母亲突兀的回问揭露：“你肯定老爸会有事对吧？”叛逆的少年毫无顾忌地提到疾病，不由得令母亲与银幕前的观众一愣。

　　在第一段慕伶的视角中，晃动的手持镜头让观众跌入玄乎晕乎的不可知灾难中去。对于癌症，掩饰是一种本能。慕伶作为一个母亲，在丈夫身患癌症，儿子正读高三的境况下，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压力。她大多数情况下呈现出焦虑与逃避的状态，不安定的画面诠释了家庭变故的不稳定性与糟糕处境。慕伶所表现的逃避不仅是对病人本身的谎言，也同样作用于他人与自身身上，就连楼梯口撞到老同学，也慌慌张张地迅速离开。然而有趣的是，在一场长达二十分钟的长镜头拍摄医院戏中，慕伶将癌症的秘密告诉了丈夫的妹妹。而这种“泄密”对分忧几乎是无效的，癌症依然是家庭阴霾之中一个失落的秘密。

　　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片中总是出现“台阶”这一空间指涉，片中的主要人物都有上下台阶的镜头，那个总是走失的老太太离开的背影，也是缓慢地踩下一节节台阶。台阶作为一种曲折性表意系统在家庭的困境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它让每一次“进入”的状态附着强烈的消耗性，给画面外的观众刻画了长久的不安感。

　　二、纪实性召回：梦境何以重塑灾难

　　《小伟》中颇具设计特色的一点，是在伟明部分中引入了超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段。这一段通过父亲弥留之际对亲人之墓的寻访，重现了“家”在一个将死之人心中最炽热的火焰。而作为见证者的一鸣和慕伶，则以“在场”的方式证实这种记忆的美好。在超现实手法的构建中，不同温度的色调构建了幻境的存在与虚无，《小伟》成功地做到了梦境般的呈现与人心温柔处的探索。

　　在片中开头与结尾部分，均出现电视机内放映父亲伟明拍摄的家庭纪录影像画面。譬如片尾父亲已经去世，儿子想起他曾经的一件衣服，母子俩找出衣服试穿，镜头正对着电视机播放家庭纪录影像。此时电视内外的声音构成一种奇妙的互文关系，让同一种真实共处一室，最终创造出身不由己的虚幻感，好像跨越死亡寓言的强烈共振。据导演所说，该片是献给死去的父亲的，《小伟》的拍摄制作，也是黄梓回望家庭生活的一次深刻思考。

　　三、青年作者的凝视：艺术作为一种解决方式

　　在影片的结尾部分，有黄梓与父母的真实影像。许多家庭电影最终指向反思，这种反思往往是个人的内省与思考，去构建家庭记忆的深刻影响。《小伟》的创作也采用了残存影像的模式，在《牛津电影研究词典》中，对“found footage（残存影像）”的定义是“已经存在的电影材料，被某位电影制作者以一种不同于其原意的方式挪用”。通过自我记忆与印象的自由回溯，真实记忆在影像的解构里成为一种虚幻。对于真实情况的细节材料无需追忆，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创作如何解决个人问题。黄梓通过一部电影的拍摄重温广州地区的柔情，也重新审视父母身份的权威性，或许这种表达依然没有解决在成长过程中父母给他带来的种种问题，但反思和审视的过程必然是珍贵的残存。

　　同时，黄梓通过《小伟》考察了年轻的生态。在片中互相打闹的男孩，与青春期关系微妙的女孩，他们年轻的问题成为一个未完结的逗号，在这部影片里逐渐淡去。原来所有人都像阿基里斯和追不上的那只乌龟，在命运的摇摆里走向生活。

　　参考资料：

　　[1]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2]郑冬晓.《家庭电影：新主流电影的一种形态》

　　[3]李莹.《“真实再现真实”的意义变迁——纪录片中的私人残存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