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八十六 志第六十二）(2)

　　江漕者，湖广漕舟由汉、沔下浔阳，江西漕舟出章江、鄱阳而会於湖口，暨南直隶宁、太、池、安、江宁、广德之舟，同浮大江，入仪真通江闸，以溯淮、扬入闸河。瓜、仪之间，运道之咽喉也。洪武中，饷辽卒者，从仪真上淮安，由盐城泛海；饷梁、晋者，亦从仪真赴淮安，盘坝入淮。江口则设坝置闸，凡十有三。浚扬子桥河至黄泥湾九千馀丈。永乐间，浚仪真清江坝、下水港及夹港河，修沿江堤岸。洪熙元年浚仪真坝河，后定制仪真坝下黄泥滩、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之孟渎河皆三年一浚。宣德间，从侍郎赵新、御史陈祚请，浚黄泥滩、清江闸。成化中，建闸於仪真通江河港者三，江都之留潮通江者二。已而通江港塞。弘治初，复开之，既又於总港口建闸蓄水。仪真、江都二县间，有官塘五区，筑闸蓄水，以溉民田，豪民占以为业，真、扬之间运道阻梗。嘉靖二年，御史秦钺请复五塘。从之。万历五年，御史陈世宝言：“仪真江口，去闸太远，请於上下十数丈许增建二闸，随湖启闭，以截出江之船，尽令入闸，庶免迟滞。”疏上，议行。

　　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接大江，斜对常州孟渎河与泰兴北新河，皆浙漕间道也。自陈瑄始开。宣德间，从赵新、陈祚请，命瑄役夫四万五千馀人浚之，建新闸、潘家庄、大桥、江口四闸。正统四年，水溃闸塞，都督武兴因闭不用，仍自瓜洲盘坝。瓜洲之坝，洪武中置，凡十五，列东西二港间。永乐间，废东坝为厂，以贮材木，止存西港七坝。漕舟失泊，屡遭风险。英宗初年，乃复浚东港。既而巡抚周忱筑坝白塔河之大桥闸，以时启闭，漕舟稍分行。自镇江里河开浚，漕舟出甘露、新港，径渡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险远，舍而不由矣。

　　卫漕者，即卫河。源出河南辉县，至临清与会通河合，北达天津。自临清以北皆称卫河。详具本《志》。

　　白漕者，即通济河。源出塞地，经密云县雾灵山，为潮河川。而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会於此，名曰白河。南流经通州，合通惠及榆、浑诸河，亦名潞河。三百六十里，至直沽会卫河入海，赖以通漕。杨村以北，势若建瓴，底多淤沙。夏秋水涨苦潦，冬春水微苦涩。冲溃徙改颇与黄河同。耎儿渡者，在武清、通州间，尤其要害处也。自永乐至成化初年，凡八决，辄发民夫筑堤。而正统元年之决，为害尤甚，特敕太监沐敬、安远侯柳溥、尚书李友直随宜区画，发五军营卒五万及民夫一万筑决堤。又命武进伯朱冕、尚书吴中役五万人，去河西务二十里凿河一道，导白水入其中。二工并竣，人甚便之，赐河名曰通济，封河神曰通济河神。先是，永乐二十一年筑通州抵直沽河岸，有冲决者，随时修筑以为常。迨通济河成，决岸修筑者亦且数四。万历三十一年从工部议，挑通州至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筑堤两岸，著为令。

　　大通河者，元郭守敬所凿。由大通桥东下，抵通州高丽庄，与白河合，至直沽，会卫河入海，长百六十里有奇。十里一闸，蓄水济运，名曰通惠。又以白河、榆河、浑河合流，亦名潞河。洪武中渐废。

　　永乐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言：“宛平昌平西湖、景东牛栏庄及青龙华家瓮山三闸，水冲决岸。”命发军民修治。明年复言：“自西湖、景东至通流，凡七闸，河道淤塞。自昌平东南白浮村至西湖、景东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闸。”从之。未几，闸俱堙，不复通舟。

　　成化中，漕运总兵官杨茂言：“每岁自张家湾舍舟，车转至都下，雇值不赀。旧通惠河石闸尚存，深二尺许，修闸潴水，用小舟剥运便。”又有议於三里河从张家湾烟墩桥以西疏河泊舟者。下廷臣集议，遣尚书杨鼎、侍郎乔毅相度。上言：“旧闸二十四座，通水行舟。但元时水在宫墙外，舟得入城内海子湾。今水从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复行。且元引白浮泉往西逆流，今经山陵，恐妨地脉。又一亩泉过白羊口山沟，两水冲截难引。若城南三里河旧无河源，正统间修城壕，恐雨多水溢，乃穿正阳桥东南洼下地，开壕口以泄之，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八里，始接浑河。旧渠两岸多庐墓，水浅河窄，又须增引别流相济。如西湖草桥源出玉匠局、马跑等地，泉不深远。元人曾用金口水，汹涌没民舍，以故随废。惟玉泉、龙泉及月儿、柳沙等泉，皆出西北，循山麓而行，可导入西湖。请浚西湖之源，闭分水清龙闸，引诸泉水从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馀则从都城外壕流转，会於正阳门东。城壕且闭，令勿入三里河并流。大通桥闸河随旱涝启闭，则舟获近仓，甚便。”帝从其议。方发军夫九万修浚，会以灾异，诏罢诸役。所司以漕事大，乃命四万人浚城壕，而西山、玉泉及抵张家湾河道，则以渐及焉。越五年，乃敕平江伯陈锐，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资、王诏督漕卒浚通惠河，如鼎、毅前议。明年六月，工成，自大通桥至张家湾浑河口六十馀里，浚泉三，增闸四，漕舟稍通。然元时所引昌平三泉俱遏不行，独引一西湖，又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载，涩滞如旧。正德二年尝一浚之，且修大通桥至通州闸十有二，坝四十有一。

　　嘉靖六年，御史吴仲言：“通惠河屡经修复，皆为权势所挠。顾通流等八闸遗迹俱存，因而成之，为力甚易，岁可省车费赀二十馀万。且历代漕运皆达京师，未有贮国储於五十里外者。”帝心以为然，命侍郎王軏、何诏及仲偕相度。軏等言：“大通桥地形高白河六丈馀，若浚至七丈，引白河达京城，诸闸可尽罢，然未易议也。计独浚治河闸，但通流闸在通州旧城中，经二水门，南浦、土桥、广利三闸皆闤阓衢市，不便转挽。惟白河滨旧小河废坝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坝，宜修筑之，使通普济闸，可省四闸两关转搬力。”而尚书桂萼言不便，请改修三里河。帝下其疏於大学士杨一清、张璁。一清言：“因旧闸行转搬法，省运军劳费，宜断行之。”璁亦言：“此一劳永逸之计，萼所论费广功难。”帝乃却萼议。

　　明年六月，仲报河成，因疏五事，言：“大通桥至通州石坝，地势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时加浚治。管河主事宜专委任，毋令兼他务。官吏、闸夫以罢运裁减，宜复旧额。庆丰上闸、平津中闸今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关外。剥船造费及递岁修艌，俱宜酌处。”帝以先朝屡勘行未即功，仲等四阅月工成，诏予赏，悉从其所请。仲又请留督工郎中何栋专理其事，为经久计。从之。九年擢栋右通政，仍管通惠河道。是时，仲出为处州知府，进所编《通惠河志》。帝命送史馆，采入《会典》，且颁工部刊行。自此漕艘直达京师，迄於明末。人思仲德，建祠通州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