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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匠铺(2)



  还有―只总是烧着的小炉子。有一只风箱与它相联。有些东西要在火中烧熟了(烧红了为“熟”)才容易改变形状。傅绍全将它们埋进炉膛深处,然后拉起风箱,那炉中本来犹如死灰的炭便慢慢地有了生命,不一会儿竟然旺盛甚至张狂起来,火焰明亮纯洁得几乎让人看不见。那炉中的金属看着看着红了,到后来,它自身仿佛也通体燃烧起来,红艳艳的,十分好看。傅绍全―见它熟透了,就用铁钳稳稳夹住,突然取出。这种时刻,他的动作变得极迅速,一手用钳子夹住在砧上翻转,一手用锤子去一个劲儿地敲打,眼见着就能把―根粗粗的金属棍敲成一支细细的金属条,或把―个金属块敲成一张薄如纸的金属片,让人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做不出来的。傅绍全做出来的东西都很好看,尤其是他浇铸的那种取暖的小铜炉,小小的,真是精巧。炉盖不紧不松,上面的眼儿圆圆的,分布得极均匀。冬天,女孩用它取暖,真是不错。

  焊锡也很动人。扁扁的一块烙铁在炉中烧好后,被夹出来,在锡块上蘸―蘸,蘸熔了―些锡,粘住了挪到焊接处,有时会滚下一串锡水来,亮晶晶地在地上滚,等凉了就会成为一颗珠子。

  亮晶晶在地上滚――这形象太生动了!

  傅绍全修理锁呀什么的,很神奇。一把锁送来了,钥匙丢了,是从门上或抽屉上敲下来的。傅绍全将一根很软的金属条插进锁眼,试着这么一捅,锁开了。送锁的人粲然一笑。然后,他用那把大锉在锁背上―锉,露出埋弹子的眼儿。他用―把锥子挖掉了一眼―眼的封锡,磕出弹子和细弹簧。他看清楚了,就去锉钥匙。至今我也搞不清楚那钥匙上的牙儿与这弹子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只见他把弹子与弹簧重新放回眼儿里,用一根细锡条盖住,用小锤敲一阵,把口又封上了。他把锁与钥匙交到锁的主人手上,主人一插钥匙,一拧,就听见清脆的一声“咯嗒”,锁打开了。

  手艺真迷人。手艺以及喜欢手艺,大概是人的本性使然。难怪小孩从小就喜欢小工具,喜欢拆卸―个什么东西或制造―个什么东西。手艺让人看到了自己的能力与智慧,看到了“世界是可塑的”这―本质。我的学生小蔡将诗人看成是手艺人,不是贬低诗人,恰恰是将诗人捧到了应有的位置上。他能使诗人们意识到自己职业的性质与职业的美感。小蔡至少从形式上真正理解了诗。一想到铜匠铺,我就觉得小蔡的这种现代主义的解释,是很妙的。

  真的,我很喜欢闻这铜匠铺的锈味和青铜的气味。

  总之,这段时间里我迷恋上了手艺。这学校大概是办不下去了。再说,我也不喜欢念书,我萌生了学手艺的念头――就学铜匠。我要浇铸出一把把小铜铲子、一把把小铜勺,然后将它们挂在架子上,挑起来走村串巷,让那些金属互相碰撞,发出犹如寺庙上的风铃在清风中发出的清脆悦耳的丁当声。

  学校毫无吸引力,我天天坐在铜匠铺里。我参与了手艺。遇到需要不停地奋力锤打的金属,傅绍全就给我一把锤子,他―下我一下地轮番锤打。我也很自然学会了将锤子脱离被锤打的物件,而让它落于铁砧,让它自然地跳动,发出一串好听的声音来。

  对面理发店的驼背卓四说:“傅绍全收了―个徒弟。”

  第三节

  在我天天泡在铜匠铺的日子里,我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一个男人常到傅绍全家来。

  这个男人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来了,就上阁楼。

  他五十多岁,身体远比这地方上的―般人高大,肩膀端得很平。他的头发非黑非白,而是深灰色的,其间夹杂着一些花白的。他的脸色很红,有少许紫色的老人斑。眼珠很黄,眼中总是网着一些细的血丝,神态威严,并叫人有点惧怕。

  他上阁楼后不久,那阁楼就会“吱呀吱呀”地响起来,能响很久。那声音―会儿很有规律地响,―会儿又变得亳无规律。有时,吱呀声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嗵,嗵”的撞击声。阁楼的楼板很老了,这会儿颤颤的,让人担忧。有时,这阁楼还很摇晃起来,像遭了飓风的小船在大海上颠簸。经过―阵这样的颠簸之后,阁楼突然停止了颤动,像船泊在夜色下的港湾里。

  我不知傅绍全听到了吱呀声没有。因为每当那个男人上了阁楼之后,他就会唤了那只黑凤头,叫上我,去野外放飞鸽子去了。这种声音,是我来找傅绍全,他不在,我坐在小凳上等他时听到的。

  我几次看到过那男人走下阁楼来。那神态与上阁楼时不一样,仿佛是从浴池里浸泡了很久之后走出来的,头上热气腾腾的,既轻松又疲惫的样子。

  回家时,我在饭桌上说:“有个男的,常去小铜匠家。”

  父亲说:“那是霍长仁。”

  “霍长仁?”这个名字在我的心头上猛地一震。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霍长仁。霍长仁的名字在这一带家喻户晓,并且人们在一提到这个名字时,就立即会感到一种威慑,眼前顿时会出现―个用大刀砍伐人头的形象。他曾在一九四五年秋天的―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在距离油麻地小镇四里地的河边上,一口气砍了十―个土匪的人头。据目击者说,霍长仁砍人头时,没有一丝慌张。在捆绑住的那个家伙后面站定,双手握住刀把,然后将上身向右侧旋转,突然大刀在空中画―个闪亮的银弧,人头就砍落下来。杀了十―个人,手上没沾―滴血。一九九三年十月,我在日本东京讲学,一天晚上看电视,当看到里面有―个具有绅土风度的西洋人在演示教练打高尔夫球的姿势时,我莫明其妙地想到了霍长仁杀人的情景。

  霍长仁在我的记亿里也留下了一丝凶狠的感觉。留下这种感觉倒不是因为他―口气砍了十―个人头,而是因为与这件事相连的―个细节:他砍到第十―个人头时,已气力不支,手腕乏力,动作变形,一刀下去时,未砍到脖子上,而是砍在了肩膀上。当时,云彩正遮住月亮,也看不清砍杀的情况,见那人扑倒了,他也就收了刀。清晨时,被杀者的家属来收尸,第十―个挨砍的居然还有一口气。家里人没吭声,只是大哭,将他弄回去,然后转移到几十里外的―个亲戚家中,请来医生包扎、上药,居然活下来了。但不久就走漏了风声。那人又被捉住了。霍长仁没等到天黑,大白天,就在油麻地镇上的桥头,将那只侥幸存下的脑袋―下就砍了下来。人们看到,那只脑袋南瓜一样滚到了河里。

  霍长仁本可以当大官,但没有当――他得了心脏病(还有其他病)。他拿了这地方最高的工资(十五级,比镇长杜长明还高两级),在家养病。他除了享受这地方上的干部能享受的一切,还享受县民政部的一系列特殊待遇。虽然不当官,但说出去的话,一句是一句,句句都很有威力。每年春节,大年初一的早上,杜长明都要领一群镇干部去向他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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