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把瘾就死》到《过把瘾》：都市情感内核的变化与位移(2)

　　事实上，电视剧时时刻刻都展现了都市特有的事物，也就是90年代初北京朴素的人土风情，在第1集中，我们便看到了来来往往的面包车和少许的桑塔纳，还有许多“凤凰”牌自行车，而方言与杜梅所上的公交车也有它现实的意义即“337路”，他们交谈中的“公主坟”也是现实中的地名，石静在跳楼前听的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秋日的私语》，剧中人物的穿着打扮也相当地富有时代感和都市气息，第一集方言所穿的绑了松紧绳的羽绒服，梳的分头，杜梅的毛呢大衣，蓬松的头发，如卡西尔在《符号形式的哲学》中解释符号是：“所有在某种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面能为知觉所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尤其在当知觉作为某些事物的再现或作为意义的体现，并对意义作出揭示之时，更是如此。”这些事物通过我们的视觉呈现为那个年代背景特有的景观，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充溢在电视剧中，使得《过把瘾》能够一经播放便火遍大江南北，同时也能够在当下吸引看客的眼光，这一切都来源于符号背后的文化涵义。但这种景观后面也有值得警惕的一面，正如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所指出的：“资本变成为一个影像，当积累达到如此程度时，景观也就是资本。”正如《过把瘾》是处在文学通俗化的风口，那时的中国社会也处于市场化的关键时期，《过把瘾》中已经初步呈现出代表资本符号的景观，而到了如今《小时代》系列电影，资本不仅仅作为一种景观，更是一个系统操纵着社会的运行，仅仅二十多年，中国社会由内而外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都市情调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事实上，剧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已经逐渐转向了，与改革开放前毫不相同。身为男主人公的方言任职于文化馆，整日无所事事相当清闲，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文化馆们上一直挂着“欢度五一”的牌子，暗示着在市场化大潮中文化馆这种政府部门真是社会的边缘地带！而钱康和潘佑军下海经商，那是时代的弄潮儿。也如德波所指出的“从他们的产品中分离出来的人们，以日益强大的力量制造他们世界的每个细部，同时他们也发现，他们与这个世界越来越分离。”方言身处政府单位，却丝毫没有想向上爬的欲望，也对钱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九十年代的语境中，他如同“局外人”漂浮在生活的表面，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赋予其动力让其猛扎下去。身为女主人公的杜梅，其病态的控制欲不仅仅是其性格问题，也是社会环境塑造的结果，当社会现代化进入了“陌生人”社会，这种疏离与孤单感是每个现代人必将面临的困境，杜梅虽然自小寄宿在姨妈家，但她与方言与结婚时也不通知姨妈，姨妈知道后也没有过多表示，恰恰暗示了现代社会人与人关系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甚至连亲属也未能幸免。相比于方言和杜梅，贾玲的处境则显得更为尴尬，被身有妻室的外国人骗婚滞留宾馆。可以说，现代都市下的每一个人都遇到了各自的困难，相比于现代文学中茅盾《子夜》、曹禺《日出》中的都市问题，《过把瘾》中透露出来的“都市病”是前所未有的，这在今天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剧中的都市语境有着相当强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