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四十八 志第二十四）(3)

　　明年，定方泽仪：先期一日，太常卿请太祖配位，奉安皇祇室。至期，礼部太常官同请皇地祇神版、太祖神主、从祀神牌，奉安坛座。祀毕，太常奉神版、神牌安皇祇室，奉神主还庙寝。馀皆如圜丘仪。

　　是年十月，帝将郊祀，谕礼部尚书夏言欲亲行奉安礼。言乃拟仪注以闻：先期择捧主执事官十一员，分献配殿大臣二员，撰祝文，备脯醢、酒果、制帛、香烛。前一日行告庙礼，设神舆香案于奉天殿，神案二于泰神殿，神案二于东西配殿，香案一于丹墀正中，设大次于圜丘左门外。是日质明，帝常服诣奉天殿，行一拜三叩头礼。执事官先后捧昊天上帝、太祖高皇帝及从祀神主，各奉安舆中，至圜丘泰神殿门外。帝乘辂至昭亨门，礼官导至泰神殿丹墀。执事官就神舆捧神主升石座，奉安于龛中。帝乃诣香案前，行三献礼如仪。礼毕，出至大次升座，百官行一拜三叩头礼毕，还宫。帝从之，而命行礼用祭服，导引用太常寺官一员，合礼部堂上官四员。十一年冬至，尚书言，前此有事南郊，风寒莫备。乃采《礼书》天子祀天张大次、小次之说，请“作黄毡御幄为小次。每大祭，所司以随。值风雪，则设于圜丘下，帝就幄中对越，而陟降奠献以太常执事官代之”。命著为令。

　　祈谷

　　明初末尝行。世宗时，更定二祖分配礼。因诸臣固请，乃许于大祀殿祈谷，奉二祖配。嘉靖十年，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谷礼于大祀殿。礼毕，帝心终以为未当，谕张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并配，决不可法后世。嗣后大报与祈谷，但奉太祖配。”寻亲制祝文，更定仪注，改用惊蛰节，礼视大祀少杀。帛减十一，不设从坛，不燔柴，著为定式。十一年惊蛰节，帝疾，不能亲，乃命武定侯郭勋代。给事中叶洪言：“祈谷、大报，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无不亲郊。成化、弘治间，或有故，宁展至三月。盖以郊祀礼重，不宜摄以人臣，请俟圣躬痊，改卜吉日行礼。”不从。十八年，改行于大内之玄极宝殿，不奉配，遂为定制。隆庆元年，礼臣言：“先农亲祭，遂耕耤田，即祈谷遗意。今二祀并行于春，未免烦数。且玄极宝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罢祈谷，止先农坛行事。”从之。

　　大雩

　　明初，凡水旱灾伤及非常变异，或躬祷，或露告于宫中，或于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及社稷、山川，无常仪。嘉靖八年，春祈雨，冬祈雪，皆御制祝文，躬祀南郊及山川坛。次日，祀社稷坛。冠服浅色，卤簿不陈，驰道不除，皆不设配，不奏乐。九年，帝欲于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礼。夏言言：“按《左传》‘龙见而雩’。盖巳月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为百谷祈膏雨也。《月令》：‘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通典》曰：‘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坛名雩，禜于南郊之傍。’先臣丘浚亦谓：‘天子于郊天之外，别为坛以祈雨者也。后世此礼不传，遇有旱，辄假异端之人为祈祷之事，不务以诚意感格，而以法术劫制，诬亦甚矣。’浚意欲于郊傍择地为雩坛，孟夏后行礼。臣以为孟春既祈谷矣，苟自二月至四月，雨?昜时若，则大雩之祭，可遣官摄行。如雨泽愆期，则陛下躬行祷祝。”乃建崇雩坛于圜丘坛外泰元门之东，为制一成，岁旱则祷，奉太祖配。

　　十二年，夏言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盖假声容之和，以宣阴阳之气。请于三献礼成之后，九奏乐止之时，乐奏《云门之舞》。仍命儒臣括《云汉》诗词，制《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歌之。盖《云门》者，帝尧之乐，《周官》以祀天神，取云出天气，雨出地气也。且请增鼓吹数番，教舞童百人，青衣执羽，绕坛歌《云门之曲》而舞，曲凡九成。”因上其仪，视祈谷礼。又言：“大雩乃祀天祷雨之祭。凡遇亢旱，则礼部于春末请行之。”帝从其议。十七年，躬祷于坛，青服。用一牛，熟荐。

　　大飨礼

　　明初无明堂之制。嘉靖十七年六月，致仕扬州府同知丰坊上疏言：“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请复古礼，建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下礼部会议。尚书严嵩等言：

　　昔羲、农肇祀上帝，或为明堂。嗣是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作明堂之制，视夏、殷加详焉。盖圣王事天，如子事父，体尊而情亲。故制为一岁享祀之礼，冬至圜丘，孟春祈谷，孟夏雩坛，季秋明堂，皆所以尊之也。明堂帝而享之，又以亲之也。今日创制，古法难寻，要在师先王之意。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东西，正应古之方位。明堂秋享，即以大祀殿行之为当。至配侑之礼，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诗传以为物成形于帝，犹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物之时也。汉孝武明堂之享，以景帝配，孝章以光武配，唐中宗以高宗配，明皇以睿宗配，代宗以肃宗配，宋真宗以太宗配，仁宗以真宗配，英宗以仁宗配，皆世以递配，此主于亲亲也。宋钱公辅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圣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继体之君，有圣人之德者配焉。”当时司马光、孙抃诸臣执辨于朝，程、朱大贤倡议于下，此主于祖宗之功德也。今复古明堂大享之制，其所当配之帝，亦惟二说而已。若以功德论，则太宗再造家邦，功符太祖，当配以太宗。若以亲亲论，则献皇帝陛下之所自出，陛下之功德，即皇考之功德，当配以献皇帝。至称宗之说，则臣等不敢妄议。

　　帝降旨：“明堂秋报大礼，于奉天殿行，其配帝务求画一之说。皇考称宗，何为不可？再会议以闻。”于是户部左侍郎唐胄抗疏言：

　　三代之礼，莫备于周。《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说者谓周公有圣人之德，制作礼乐，而文王适其父，故引以证圣人之孝，答曾子问而已。非谓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后为孝。不然，周公辅成王践阼，其礼盖为成王而制，于周公为严父，于成王则为严祖矣。然周公归政之后，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后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误《孝经》之义，而违先王之礼。昔有问于朱熹曰：“周公之后，当以文王配耶，当以时王之父配耶？”熹曰：“只当以文王为配。”又曰：“继周者如何？”熹曰：“只以有功之祖配，后来第为严父说所惑乱耳。”由此观之，明堂之配，不专于父明矣。今礼臣不能辨严父之非，不举文、武、成、康之盛，而乃滥引汉、唐、宋不足法之事为言，谓之何哉！虽然，丰坊明堂之议，虽未可从，而明堂之礼，则不可废。今南、北两郊皆主尊尊，必季秋一大享帝，而亲亲之义始备。自三代以来，郊与明堂各立所配之帝。太祖、大宗功德并盛，比之于周，太祖则后稷也，太宗则文王也。今两郊及祈谷，皆奉配太祖，而太宗独未有配。甚为缺典。故今奉天殿大享之祭，必奉配太宗，而后我朝之典礼始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