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尾(2)

利亚姆申受不了了。他发生了连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最后也开始预感到的情况。他先是交由托尔卡琴科看管，后来又交由埃尔克利看管，因此整个第二天他都躺在被窝里，表面上老老实实，面对墙壁，一句话也不说，即使别人跟他说话，他也几乎不理不睬。因此，在这一整天，他对城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但是托尔卡琴科却对城里发生的事一清二楚，因此到傍晚时分，他灵机一动，决定撇下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让他担当的看守利亚姆申的角色，离开这座城市到县里去，也就是说干脆逃跑：他们大家果然像埃尔克利不幸言中的那样失去了理智。我要顺便指出，当天，还在中午以前，利普京就从城里不翼而飞了。但是这人不知怎么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直到第二天傍晚，长官们才发觉他失踪，他们之所以发觉，也因为他们直接去盘问他的家属，当时他的家属因他的失踪而被吓坏了，可是因为害怕又不敢向当局禀报。但是我还是接着说利亚姆申吧。当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因为埃尔克利想既然有托尔卡琴科看着他，谅也无碍，所以还在这以前就回家了），他就立刻从家里跑出去了，不用说，他很快就知道了当时的形势。他甚至都没有回家看看，拔起脚来就逃跑了，并无目标，跑哪儿算哪儿。但是夜是那么黑，而逃跑又是那么可怕和困难重重，因此还没跑过两三条街，他又回到家里，把自己锁了起来，一夜都闭门不出。似乎，快天亮时，他曾经企图自杀，但是自杀未遂。然而他仍旧重门深锁，待在家里，几乎一直待到中午，然后——突然跑去找长官。据说他是用双膝爬着进去的，又是号啕大哭，又是尖声喊叫，吻着地板，叫道，他甚至不配吻站在他面前的父母官们的皮靴。他们让他安静下来，甚至对他很客气，让他有话慢慢说。据说，审讯持续了大约三小时。他交代了一切，一切，讲了全部内情，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甚至全部细节；他急于坦白交代，甚至人家没问他的事他也抢在前面说了，说了许多不需要说的事。原来他知道的事还相当多，而且相当清楚地说明了本案的性质：沙托夫和基里洛夫的悲剧，城里发生的大火，列比亚德金兄妹的死，等等，不过是次要问题。首要问题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秘密团体、组织和那张网。他们问他：那干吗要制造这么多凶杀案，到处捣乱，干下这么多肮脏的勾当呢？他热烈地急忙回答道，这是“为了接连不断地动摇基础，接连不断地瓦解社会和一切原则；为了使大家丧失信心，把一切都搅成一锅粥，这样一来，这社会就会摇摇欲坠，病入膏肓，萎靡不振，玩世不恭和失去信仰，但是这社会又无限渴望能有一种思想来指导他们，力求自保——于是我们就高举造反的义旗，依靠由许多五人小组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网，突然把这社会抓到自己手中，与此同时，这些五人小组又积极活动，招兵买马，切实地寻找一切手段和能够抓住的一切弱点”。他最后说，在这儿，在我们这个城市连续不断地制造混乱，对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来说，不过是小试锋芒，至于说这也是甚至适用于所有五人小组的所谓下一步行动纲领——这不过是他本人（利亚姆申）的想法，是他自己的猜测，“让他们务必记住，让他们对这一切心中有数，他是多么坦白，多么循规蹈矩地说明了案情，因此，今后他也会大有用处，也会竭尽全力为长官们效劳的”。他们又让他确切地回答：到底有多少五人小组——他答道，多得数不清，遍布整个俄国，虽然他并没有提供证据，但是我想他的回答是完全真诚的。他只提供了一份在国外印刷的这一团体的纲领，以及一份虽然写得潦草，但却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亲笔书写的开展进一步行动的计划草案。原来，所谓“动摇基础”云云，是利亚姆申一字不差地根据这份文件引用来的，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一仍其旧，虽然他还一再担保，这仅仅是他自己的想法。关于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他形容得非常可笑，甚至人家没问他，他就抢先说：“她是无罪的，她不过是被人家耍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完全排除在这个秘密团体之外，认为他从未参加过这一秘密团体，跟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也没有任何勾搭。（关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对斯塔夫罗金寄予的那种不足为外人道而又极其可笑的希望，利亚姆申毫不知情。）按照他的说法，列比亚德金兄妹的死，完全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一手策划的，跟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毫不相干，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心存诡谲，旨在把他卷到这一罪行中，从而听命于他；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满心指望和轻率地以为“高贵”的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一定会感谢他，谁知却使他感到十分愤怒，甚至懊恼绝望。他说完关于斯塔夫罗金的证词后，又不经讯问地抢先指出，显然是故意暗示，他说斯塔夫罗金说不定是一只非常重要的鸟儿，不过这里肯定有什么秘密；他生活在我们中间，可以说是incognito，他有任务，而且很可能，他会从彼得堡（利亚姆申坚信，斯塔夫罗金在彼得堡）再次光临本市，不过他将摇身一变，完全以另一种姿态和在另一种情况下出现，而且前呼后拥，至于这些扈从到底是谁，我们这里也许会很快听到的，最后他说，这一切他都是从“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的秘密敌人”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那里听来的。

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两个月后，利亚姆申承认，当时他是故意替斯塔夫罗金开脱的，因为他寄希望于斯塔夫罗金的庇护，寄希望于斯塔夫罗金能在彼得堡为他谋求到一个罪减二等、从轻发落的判决，即便流放，也能提供他一些金钱和给他写一些介绍信。从他的这一坦白交代中可以看出，他的确对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的作用过分夸大了。

不用说，当天就逮捕了维尔金斯基，而且在气头上还逮捕了他全家。（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她的姐姐，姑妈，甚至那个女大学生现在早已获释；甚至有人说，连希加廖夫也似乎肯定会很快释放，因为把他归人哪一类被告都不合适；不过这一切现在还只是说说而已。）维尔金斯基很快就供认了所犯的一切罪行：他被捕的时候正卧病在床，而且发着烧。他几乎很高兴：“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似乎，他还这样说过。关于他的情况还听说，他现在正在坦白交代一切，但是仍带着某种人格尊严，并不放弃自己的任何一个“光辉希望”，同时又诅咒他在无意中轻率地被那“旋风般交织在一起的态势”卷进去的、与社会主义道路对立的政治道路。对于他在行凶杀人时的所作所为，他也是轻描淡写，似乎，他也可以指望对他的命运从轻发落。起码我们都这么认为。

但是埃尔克利却未必能得到从轻发落。他从被捕那一刻起就一直保持沉默，要不就尽可能歪曲事实真相。他们至今也未能逼他说出一句表示悔过的话。然而，他甚至在最严厉的法官心中都激起了对他的某种同情——他非但年轻而且毫无自卫能力，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他不过是政治教唆犯的一个狂热的牺牲品；最能引起同情的是他们发现他对母亲十分孝顺，他总是把他微薄的薪水的几乎一半寄给母亲。他母亲现在就住在我市；她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妇人，未老先衰，像个老太婆；她替儿子求情时不住啼哭，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也许会有什么效果也说不定，不过我们许多人都很可怜埃尔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