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不祥的上午(2)

“啊？什么？”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板着脸向他回过头来，但是丝毫也不感到惊奇，也丝毫没有想到他乘坐的弹簧马车和车夫，仿佛他正端坐在自家的书斋里似的。

“第一警察分局分局长弗利布斯捷罗夫报告，大人。城里发生了暴乱。”

“海盗？”安德烈·安东诺维奇若有所思地反问。

“没错，大人。什皮古林厂的工人发动了暴乱。”

“什皮古林厂的工人……”

提到“什皮古林厂的工人”这几个字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他甚至打了个哆嗦，举起一个手指碰了碰脑门：“什皮古林厂的工人！”他默默地，但依旧若有所思地、不慌不忙地向自己的马车走去，他坐上马车后便下令回城。分局长则坐着轻便马车紧随其后。

我想象，一路上他模模糊糊地想起了许许多多极其有趣的事，题材各异，但是当他坐着马车驶进省长官邸前的广场时未必有什么固定不移的想法或者有什么明确的打算。但是当他一看见那群排好队、坚定地站着的“暴乱者”、团团围住的警察、束手无策（也许是故意摆出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的警察局局长，以及都在翘首等待他前来处理此事的神态，满腔热血就涌进了他的心脏。他脸色苍白地下了马车。

“脱帽！”他气喘吁吁地、勉强听得见地低声道。“跪下！”他又出乎意料地尖叫了一声，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也许随后发生的事情的整个结局，就包含在这出人意料之中。这好比谢肉节在山上滑雪，当雪橇从山上飞落下来时，又怎能在半山腰猝然停止呢？好像故意跟他自己作对似的，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毕生都以性格开朗著称，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嚷嚷过，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跺过脚；可是，假如一旦发生他们的雪橇不知为什么突然从山上飞落下来——那，同这样的人在一起就比较危险了。他面前的一切都开始旋转。

“海盗！”他吼道，声音更加尖厉，也更加没头没脑，但又戛然而止。他站住了，他还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但是他知道并且全身心感觉到，他一定要立刻做点什么。

“主啊！”人群中有人嘀咕道。有个小伙子开始画十字；有三四个人还果真想要跪下，但是其余的人却黑压压的一大片一齐向前跨出三步，突然一下子嚷嚷开了：“大人……雇人是有期限的……管事……你不能说……”等等，等等。简直什么也听不清。

唉！安德烈·安东诺维奇也听不清：那束野花还在他手里。他认为暴乱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来押解他的马车方才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是显而易见的一样。在瞪大两眼看着他的那群“暴乱者”中间，他看见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跑来跑去，在给他们“打气”。从昨天起这个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就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时刻在他脑子里打转——他恨透了这个彼得·斯捷潘诺维奇……

“拿鞭子来！”他更加出人意料地叫道。

出现了死一般的沉默。

根据最准确的情报和我的揣测来判断，一开头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但是以后的情报就渐渐变得不这么准确了，我的揣测也一样。不过，还有几件事可作为根据。

第一，树条鞭出现得似乎太匆忙了点；显然是那位先意承志的警察局局长早就准备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的。但是受到鞭打的总共只有两个人，我不认为甚至有三个人挨了打；我坚持这么认为。说什么所有的人或者起码有半数人都挨了打，纯属信口雌黄。又有人说，似乎有一位路过这里虽然贫穷但却出身高贵的太太被他们抓住了，并且立刻因为什么原因挨了鞭打，这也是一派胡言。然而后来我倒亲自读到过发表在彼得堡报纸上的一篇关于这位太太的通讯。我们这里有许多人谈到有一位公墓养老院的老太婆，名叫阿夫多季娅·彼得罗芙娜·塔拉佩金娜，似乎她做客回来，回自己的养老院，路过广场时出于一种天然的好奇心，挤到围观的人群中，当她看到发生的事情时叫了一声：“多么可耻！”还啐了口唾沫。似乎就因为这事把她抓了起来，还“赏”了她一顿揍。关于这事不仅上了报，甚至敝城各界出于义愤还组织了募捐。我本人也捐了二十戈比。可是怎么样呢？现在查明，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养老院里的老太婆塔拉佩金娜！我还亲自去公墓到这家养老院调查过：那里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什么塔拉佩金娜；此外，当我告诉他们到处流传着的这一谣言时，他们还很生气。说实在的，我之所以要提起这个并不存在的阿夫多季娅·彼得罗芙娜，乃是因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几乎发生了与她同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果真存在过她这样一个人的话）；甚至说不定有关塔拉佩金娜的这个荒唐的谣言即由他而起，也就是说在谣言的进一步传布中竟倏地把他变成了某个塔拉佩金娜了。主要是我也想不明白，我跟他刚刚走进广场，他是怎么离开我突然溜走的。我预感到情况很不妙，本想领着他绕过广场向省长官邸的台阶旁直接走去，但是我自己也产生了好奇心，于是我就停下来，仅仅停了一分钟，想找个人随便问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可是突然一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我出于本能立刻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找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一种预感，他的雪橇已从山上飞速滑下。果然，我在事件发生的最中心找到了他。我记得，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可是他却带着无上的权威静静地、高傲地看了看我：

“Cher，”他说，声音里似乎有一根绷得很紧的弦在颤动。“如果他们在这里，在广场上，当着我们的面就敢这样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话，那我们又能希望譬如说这个人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呢……如果他有机会一意孤行的话。”

他气得发抖，带着一种挑战的非常姿态，举起一根手指，威严地、谴责地指着站在离我们两步远、瞪大两眼看着我们的弗利布斯捷罗夫。

“看住这个人！”那人泛着白眼，大叫。“这是什么人？你是干什么的？”他握紧拳头，逼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你是干什么的？”他疯狂地、病态地、肆无忌惮地大吼道（我要指出，他非常熟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脸）。再过片刻，当然，他就会一把抓住他的后脖领子；但是，幸亏连布克听见喊声回了下头。他困惑地，但是注意地看了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仿佛在思索着什么，接着便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弗利布斯捷罗夫卡壳了。我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从人群中拉了出来。不过话又说回来，说不定，他自己也想见好就收吧。

“回家，回家，”我坚持道，“如果咱们没有挨打的话，当然，多亏了连布克。”

“您走吧，我的朋友，我有罪，我连累了您。您自有您自己的未来和前途，而我——mon heure a sonné。”

他步履坚定地登上了省长官邸的台阶。门房认识我；我声称，我俩是来找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我们在接见厅里坐了下来，开始等候。我不想撇下我的朋友，但是跟他再说什么我也认为是多余的。他那样子就像是决心为国捐躯，必死无疑的爱国志士。我们没有紧挨着坐，而是各把一方，我靠近进屋的房门，他则远远地坐在对面，若有所思地垂下了头，两手微微扶着手杖。他用左手拿着他的宽边礼帽。我们就这样坐了大约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