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引言韦尔霍文斯基生平中的若干轶事(4)

 

    “DanslepaysdeMakaretdesesveaux”这话的意思是“马卡尔连牛犊也不赶去的地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时故意用极其笨拙的方式把俄罗斯的谚语和土生土长的俗语翻译成法语，他无疑是懂得这话的意思的，也能翻译得更好，但是他这样做无非出于一种特殊的卖弄，并认为这样做很俏皮。

 

    但是他出国散心的时间不长，连四个月都没坚持下来就匆匆赶回了斯克沃列什尼基。他的最后几封信满纸都是倾诉他对他那不在身边的朋友的一往情深的爱，而且张张信纸都浸透了离情别意之泪。有这么一些异常恋家的人，就像室内饲养的小狗一样。两朋友的见面简直是欢天喜地，但是过了两天，一切又同从前一样了，甚至比从前还要乏味。“我的朋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过了两星期后以绝密的方式悄悄告诉我，“我的朋友，我发现了一个对我十分可怕的……新情况：jesuisun普通的食客，etriendeplus！Maisr-r-riendeplus！”

 

    八

 

    接着，我们这里便风平浪静，而且持续了几乎整整九年。歇斯底里的发作和伏在我肩上的号啕大哭，也丝毫没有妨碍我们的幸福。我感到惊奇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没有怎么发胖。只有他的鼻子稍许发红，人也变得更加心平气和了。慢慢、慢慢地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朋友圈，不过这圈子通常并不大。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虽然与这圈子很少接触，但是我们大家都承认她是我们的保护人。在接受了彼得堡的教训之后，她终于在敝城定居；冬天住在城里她自己的府邸里，夏天则住在城郊她自己的庄园上。最近七年来，也就是说直到敝省的现任省长奉命到任为止，她在敝省的上层社会从来不曾有过这么高的地位和影响。敝省的前任省长，即令人难忘而又随和的伊万·奥西波维奇，是她的近亲，而且从前她还曾有恩于他。省长夫人一想到可能会引起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不悦，就不免心惊胆战。敝省的上流社会对她的崇拜，竟发展到令人感到有点造孽的地步。这样一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就神气了。他是俱乐部的会员，常常神气活现地大把大把地输钱，使人肃然起敬，其实许多人也只是把他看成一名“学者”而已。后来，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允许他搬到另一所房子去住，我们的日子就过得更自由了。我们每周两次在他那里聚会，常常过得很开心，尤其当他十分大方、不吝啬香槟酒的时候。葡萄酒也是在那个安德烈耶夫的铺子里买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每半年付一次账，而且每次付账的日子几乎都碰上他亚霍乱复发。

 

    这个朋友圈资格最老的成员名叫利普京，他是省府的一名小官吏，人已经不年轻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省城里是出了名的无神论者。他续弦的妻子既年轻又好看，他得了一笔嫁妆，此外，还有三个年已及笄的女儿。他让全家都对他战战兢兢，服服帖帖，而且不许她们出门，他非常吝啬，靠自己的俸禄积攒了一点钱，购置了一座小木屋。他是个不安分的人，然而位卑职小；省城里的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上层人士也不肯接待他。再说他臭名远扬，专爱搬弄是非，不止一次受到别人惩罚，而且被惩罚得很惨，一次是挨一位军官的打，另一次是挨一位可敬的家长——一位地主的揍。但是我们却喜欢他才思敏捷、富有求知欲，以及他那与众不同的幸灾乐祸的开心劲儿。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不喜欢他，但是他却有本事巴结她，而且不知怎么每次都巴结上了。

 

    她也不喜欢沙托夫，直到最近这一年他才成了这圈子的成员。沙托夫从前是大学生，在一次学生闹事后被学校开除。他小时候曾受业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可是他一生下来就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农奴，因为他的生父是她已故的跟班帕维尔·费奥多罗夫，曾受过她不少恩惠。因为他高傲而又忘恩负义，所以她不喜欢他，他被学校开除后也没有立刻回到她身边，她当时特意给他写了一封信，他也不予理睬，宁可受雇于一个开明商人，替他做牛做马，给他的孩子们教课，因此她怎么也不能原谅他。他跟这个商人家庭一起出国，与其说是当家庭教师，不如说是个照顾孩子的男仆；不过他当时倒的确很想出国。孩子们身边还有一位家庭女教师，是一位活泼麻利的俄国小姐，她也是在临行前才进这家人家的，他们雇她多半因为她便宜。可才过了两个月，商人就把她赶走了，说她有“自由思想”。在她之后接着离去的还有沙托夫，事隔不久，他就跟她在日内瓦结了婚。他俩同居了大约三周，后来就分手了，就像两个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人一样；当然，也是因为穷。后来他就一个人在欧洲长久漂泊，靠什么生活只有上帝知道；据说，他曾在街头给人擦过皮靴，还在一个港口当过搬运工。最后，大概一年前，他才回到老家，回到我们这儿，跟他年老的姑妈住在一起，过了一个月就把她送了终。他有一个妹妹，名叫达莎，也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养大的，是她的养女，也是她的宠儿，在她家过着十分体面的贵族小姐般的生活。可是沙托夫却跟这妹妹若即若离，十分疏远。在我们中间，他常常板着脸，很少说话，但是间或倘若有人触犯了他的信念，他也会痛苦地勃然大怒，出言不逊。“必须先把沙托夫捆起来，然后才能跟他辩论。”有时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开玩笑地说，但是他很喜欢他。在国外的时候，沙托夫彻底改变了他过去的某些社会主义信念，跳到另一个相反的极端。他是属于那种抱有理想主义的俄国人，某种强大的思想会突然战胜他们，一下子把他们压倒，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们从来驾驭不了这种思想，可是却热烈地信仰它，他们就像被压在一块大石头底下，身体被压成了两半，于是后来他们就毕生都在临死前的痛苦挣扎中度过。沙托夫的外貌与他的信念完全相符：他行动笨拙，蓬乱的、浅色的头发，矮个儿，宽阔的肩膀，厚嘴唇，浓重的、下垂的浅黄色眉毛，皱眉蹙额，目光总是阴阳怪气、顽固地低垂着，仿佛对什么感到羞愧似的。他的头发中总剩下这么一绺头发，怎么也抚不平，总是撅着。他年约二十七八。“他老婆甩了他，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有一回，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定神端详了他一番以后，说了这样的看法。尽管他非常穷，他还是尽量穿得整洁。回来后，他仍旧不去向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求助，而是马马虎虎地凑合着过日子；他也曾帮商人们干过活。有一回还站过柜台，后来又准备好要走了，去做伙计的帮手，到船上去押货，可是临行前突然病倒了。很难想象他能忍受怎样的贫穷，他甚至压根儿不去想它。他病倒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曾秘密地、匿名地让人捎给他一百卢布。然而，他还是打听到了这一秘密，想了想，把钱收下了，然后去向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道谢。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热情地接待了他，可是这一回他又丢人地辜负了她的期望：他一共才坐了五分钟，一言不发，两眼死死地盯着地面，傻乎乎地微笑着，谈话正进行到最有意思的地方，他没把她的话听完，就站起身来，不知怎么侧着身子笨手笨脚地鞠了一躬，感到羞愧难当，恰好碰着了她那张名贵的组合式针线台，轰隆一声倒在地板上，散了架，他羞愧得半死不活地走了出去。后来，利普京狠狠地责备他，说他不应该收他过去专横霸道的女地主送给他的这一百卢布，当时就应当轻蔑地予以拒绝，可是他非但收了，而且还颠颠地跑去道谢。他孤零零地住在城市边上，即使我们中间的什么人去看他，他也不欢迎。他经常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那儿去参加晚会，向他借报纸和书看。

 

    经常来参加晚会的还有一个名叫维尔金斯基的年轻人，他是本地的一名小官吏，与沙托夫有某些相似之处，尽管两人看来在所有方面都截然不同，但他也是个“拖家带口的人”。这个既可怜又非常文静的年轻人（不过他已经三十岁了），很有学问，但大半是靠自学得来的。他很穷，已婚，在衙门供职，养活着妻子的姑妈和一个小姨子。他的夫人，以及家中的所有女士，都信奉眼下最时髦的信念，但是这一切在她们那儿都显得有点儿粗俗，正如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谈到另一件事时形容的那样，这乃是一种“沦落街头的思想”。她们信奉的一切都来自书本，可是稍有风吹草动，只要从我们首善之区的什么进步组织稍稍传来一点风声，她们就准备把任何东西都扔到窗外去，只要有人劝她们扔，她们无不照办。Madame维尔金斯卡娅在敝城做接生这个行当，她在未婚前一直住在彼得堡。维尔金斯基本人是个少有的心地纯洁的人，我很少遇到比他更正直、更火一般热情的人了。“我永远，永远不会掉队，落后于这些光辉的希望。”他常常两眼放光地对我说。每当他谈到这些“光辉的希望”时，他总是声音低低的、甜甜的，仿佛秘密地说什么悄悄话似的。他个子相当高，但身材细长，肩膀奇窄，头发呈红褐色，而且长得非常稀。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常常高傲地嘲笑他的某些见解，他只淡淡地付之一笑，有时候也会很严肃地反驳他，并且常常使他在许多问题上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他的态度始终很亲切，而且对我们大家也一直像父辈一样。

 

    “你们都是些‘半瓶子醋’，”他常向维尔金斯基开玩笑地说，“所有同您一样的人，就说您吧，维尔金斯基，我还没有发现您目——光——短——浅，可是在彼得堡chezcesséminaristes，这种鼠目寸光却屡见不鲜，不过你们终究是些‘半瓶子醋’。沙托夫倒很想成为整瓶子醋，可连他也是半瓶子醋。”

 

    “那我呢？”利普京问。

 

    “您不过是中庸之道，随遇而安……得过且过。”

 

    利普京听了很不高兴。

 

    大家在谈到维尔金斯基的时候，遗憾的是还说得有鼻子有眼，非常可靠，说他的夫人跟他正式结婚后还没过上一年，就突然向他宣布，她不跟他过了，她看上了列比亚德金。这个列比亚德金是个外来户，后来发现是个非常可疑的分子，而且根本不像他自诩的那样是个退役大尉。他就会拧着小胡子，喝酒，聊天，信口雌黄，满嘴胡吣。这人居然毫不客气地立刻搬到维尔金斯基家住，十分得意地吃着别人的面包，吃饭睡觉都在他们那儿，最后还傲慢地不把主人放在眼里。有人说，当维尔金斯基的妻子向他宣布分开过的时候，维尔金斯基向她说：“我的朋友，在这以前我只是爱你，现在我尊敬你。”但当时他未必说过这句古罗马格言；相反，有人说，他号啕大哭，泣不成声。有一天，在他俩分开后大约过了两周，他们全“家”出动，到城外的树林里去郊游，跟朋友们一起喝茶。维尔金斯基当时不知怎么开心得不得了，还参加了跳舞，但是突然，事前也没发生任何争吵，猛地伸出两手一把抓住正在独自跳康康舞的身材高大的列比亚德金的头发，把他摁倒在地，又是尖叫又是喊又是哭地把他拖了就走。这个大高个儿几乎吓破了胆，甚至都没有自卫，在拖他走的时候，他几乎没有打破沉默，但是他事后却大生其气，表现了一个体面人应有的义愤。维尔金斯基一整夜都跪在他妻子面前求饶，但是这饶他没有求到，因为他始终不肯向列比亚德金赔罪；此外，他还被指责为信仰不坚和愚蠢，后者主要表现在向女人讨饶时居然下跪。很快，大尉就不见了，直到最近才带着他妹妹另有所图地出现在敝城，但是关于他的情况，我们以后再谈。因此，这个可怜的“拖家带口的人”常常到我们这里来消愁解闷，需要我们跟他在一起，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他在我们这儿从来不谈自己的家务事。仅仅有一次，他跟我一起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家回来，他本想远兜远转地谈谈自己的境况，可是却立刻一把抓住我的胳臂，热烈地感叹道：

 

    “这没什么，这不过是私事，这丝毫，丝毫不会妨碍‘共同事业’！”

 

    常来参加我们这个小圈子活动的还有一些偶然的来客：常来的有一个犹太佬叫利亚姆申，还有一位名叫卡尔图佐夫的大尉。有一个时期一位勤学好问的老人也常来，但是他死了。利普京还带来过一位流放此地的波兰天主教教士，叫斯隆采夫斯基，有一个时期我们按原则接待了他，但是后来也就不再接待他了。

 

    九

 

    有一个时期，敝城上下在谈到我们的时候，常常说我们这个小圈子乃是自由思想、荒淫无耻和不信神的策源地，而且这一谣传还居然有人相信。其实我们进行的无非是最无害、最可爱、完全俄国式的既开心而又自由主义的闲谈。“高级的自由主义”和“高级的自由主义者”，即没有任何目的的自由主义者，只有在我们俄国才可能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就像任何一个思维敏锐的人一样，必须有听众，此外还必须意识到他正在履行宣传某种思想的崇高职责。最后还得有人跟他一起喝香槟酒，并在茶余酒后进行某种愉快的交谈，谈谈俄罗斯和“俄罗斯精神”，谈谈一般的上帝，尤其是“俄罗斯的上帝”；第一百次地重复尽人皆知而且说得老掉牙了的俄国丑闻。我们也不反对谈谈城里的流言蜚语，而且有时还要对此给予义正词严的、符合高尚道德的判决。我们也常常谈全人类的问题，议论欧洲和人类的未来命运；我们还不容反驳地预言，法国在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后，肯定会一下子降到二流国家的水平，并且深信这很快并很容易就会发生。我们早就预言，在统一的意大利，罗马教皇只能充当普通的都主教的角色，并且深信，在我们这个人道、工业和铁路的时代，要解决这整个千年难题不过是小事一桩而已。但是，要知道，由“俄国的高级自由主义”来处理问题，从来都是这种纸上谈兵、光说不练的态度。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时候也谈论艺术，谈得非常好，不过有点抽象。有时候他也回想起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他谈的都是在我国发展史上名垂青史的人物），他每次回忆起这些人的时候都十分感动，充满景仰之情，但也似乎不无嫉妒。有时候实在闲得无聊，就让犹太佬利亚姆申（省邮政总局的小职员），坐下来弹琴，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在弹琴的间歇则表演猪叫声、雷雨声、女人分娩时的喊叫声和婴儿呱呱坠地时的啼哭声，等等，等等；请他来就是为了让他干这个。如果多喝了两杯（这也是常有的，虽然并不经常发生），大家就变得兴高采烈，甚至有一次，在利亚姆申的伴奏下，还合唱了《马赛曲》，只是不知道唱得好不好。我们曾兴高采烈地欢庆二月十九日这一伟大的日子，还在这以前很久就为欢庆这一日子的到来而频频干杯。这还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那时既没有沙托夫，也没有维尔金斯基，而且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还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住在一起，住在同一座宅子里。还在这个伟大日子到来前的若干时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常常念念有词地背诵一首著名的诗，虽然这诗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想必是某个过去的自由派地主做的：

 

    庄稼汉手执利斧在前进，

 

    即将发生可怕的事情。

 

    似乎，都是这类反诗，原诗我记不清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有一次无意中听到他在背诵，便他喝道：“胡说，胡说！”说完便气呼呼地出去了，当时利普京恰好在场，便刻薄地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

 

    “要是地主老爷过去的农奴当真在庆贺解放时给他们带来某种不愉快的事，那就太遗憾了。”

 

    他说时伸出食指在自己的脖子周围画了个圈。

 

    “Cherami，”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宽厚地对他说道，“请相信，这（他重复了一遍绕脖一圈的手势）既不会给我们的地主带来好处，也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我们即使没有脑袋也搞不出任何名堂，何况最碍事的正是我们的脑袋，妨碍我们去理解应该理解的事情。”

 

    我要指出，我国有许多人认为，在发表宣言那天将会发生某种非同寻常的事，即利普京预言过的那类事，要知道这些人乃是所谓的农民通和国家通。看来，连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赞同这些想法，因此在这个伟大的日子即将到来的前夜，突然向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请求出国；总之，他也开始不安了。但是，这个伟大的日子过去了，尔后又过去了一段时间，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嘴上又出现了高傲的微笑。他向我们就俄罗斯人的性格，尤其是俄罗斯农民的性格发表了若干精辟的见解。

 

    “我们这些人也太心急了，对我国的农民也太急于求成了，”他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后最后说道，“我们把他们变成了时髦的话题，我国文学界中的某些人连续好几年刺刺不休地把他们当成新发现的奇珍异宝大加称道。我们把桂冠戴在他们长满虱子的脑袋上。俄国农村在整整一千年中给予我们的仅仅是喀马林舞。一位颇会说俏皮话的优秀的俄国诗人，头一次在舞台上看到伟大的拉舍尔的演出时曾欢呼：‘我决不用拉舍尔来换一个乡巴佬！’我要进一步说：我要用所有的俄国庄稼汉来换一个拉舍尔2。该是看问题清醒一些的时候了，不要把我国粗鄙的土产柏油与bouquetdel'impératrice混为一谈。”

 

    利普京立刻表示同意，但是他又指出，昧着良心去夸奖农民，在当时还是必要的，是一种时尚。甚至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在读《苦命人安东》时也热泪盈眶，她们中的某些人甚至还从巴黎写信到俄罗斯给她们的管家，让他们从今以后对待农民要尽可能人道些。

 

    无独有偶，在有关安东·彼得罗夫的流言刚刚传开，在敝省，在距离斯克沃列什尼基总共才十五俄里的地方，发生了一场误会，当局一时怒起，派去了一队士兵。这一回，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竟出乎意料地激动起来，甚至把我们吓了一跳。他在俱乐部里大叫大嚷，应当多派军队去，应当打电报到别的县去调军队来；他还跑去找省长，向他保证，他与此事无关；他还提出请求，不要用老眼光看人，不要把他牵连到这件事情里去，他还建议立即将他的这一声明上报彼得堡的有关方面。幸亏这一切很快就过去了，结果是不了了之，不过我当时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态度感到很吃惊。

 

    大家知道，过了约摸三年，有人谈起了民族性，并且产生了一种“舆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禁哑然失笑。

 

    “诸位朋友，”他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民族性，如果当真像他们现在在报纸上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业已诞生了’的话——那它还坐在学校里，坐在某个德国的彼得中学里，在念德国书，在背背不完的德国课，而且，倘若需要，德国老师还会让它罚跪，对这位德国老师我要夸奖几句；但是最可能的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任何这样的事情也没有产生，一切都同过去一样，也就是说，在上帝的庇护下一切都依然故我。我看，对于俄国，pournotresainteRussie，这也就足够了。再说，所有这些全斯拉夫精神和民族性——这一切都太陈旧了，并不新鲜。所谓民族性，如果您愿意的话，永远也不会在我国出现，除非它以俱乐部老爷的娱乐这一形式出现，而且还是莫斯科的娱乐，自然，我说的不是伊戈尔时代。最后，一切都由于闲得无聊。我国的一切，善行与义举，也无非是由于闲得无聊。一切都是因为我国老爷可爱的、有教养的、刁钻古怪的游手好闲！这话我已经翻来覆去说过三万年了。我们不会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他们现在在那里大轰大嗡地侈谈什么在我国‘业已诞生’的社会舆论——这么突如其来，该不是无缘无故地从天上掉下来的吧？难道他们就不明白，要取得一种见解，首要的条件是劳动，自己的劳动，凡事都应有自己的首创精神，自己的实践！不费吹灰之力是永远得不到任何东西的。只要我们劳动，就会有自己的见解。可是因为我们从来都不劳动，所以迄今为止代替我们工作的人就会代替我们拥有他们自己的见解，我说的仍旧是那个欧洲，仍旧是那些德国人，他们当了我们二百年的老师。再说我们俄罗斯乃是个大误会，这误会单靠我们自己，没有德国人帮忙，自己又不劳动，是解决不了的！因此已经二十年了，我不断地敲响警钟，不断地呼吁劳动。我为呼吁这事已经贡献了一生，并且像个疯子似的对此坚信不疑。现在我已经不相信了，但是我仍在使警钟长鸣，这警钟我要敲到底，一直敲到死；我要不停地拉钟绳，直到人们为我敲起丧钟！”

 

    呜呼！我们只能唯唯诺诺地随声附和。我们向我们的导师鼓掌，而且还鼓得十分热烈！那又怎么样呢，诸位，难道现在，有时候，不是经常还可以听到这种同样“可爱”、同样“聪明”的“自由主义”的俄罗斯的陈词滥调吗？

 

    我们的导师是信神的。“我不明白这里的人为什么都把我形容成一个不信神的人？”他有时候常说，“我信仰神，maisdistinguons，我信仰神就像相信一个仅仅在我身上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生灵。但是我无法像我的纳斯塔西娅（女仆）或者某个信仰神‘以防不测’的老爷那样去信仰，或者像我们亲爱的沙托夫那样，不过，不，沙托夫不能算数，沙托夫的信仰是违心的，同莫斯科的斯拉夫派一样。至于基督教，尽管我真心诚意地尊重基督教，但我不是基督徒。毋宁说我是古代的多神教徒，就跟伟大的歌德和古希腊人一样。仅就基督教不了解女人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乔治·桑在她的一部天才小说中曾对此作了出色的描写。至于顶礼膜拜、斋戒以及其他等等，我不明白，谁管得了我？这关他们什么事？不管我们这里的告密者怎么费尽心机，我也不愿做一个狡诈的耶稣会士。四七年，别林斯基还在国外，他给果戈理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信中强烈谴责他居然相信‘什么神’。Entrenoussoitdit，我无法想象有什么比果戈理（当时的果戈理）看到这个提法以及……读到全信的时候更滑稽可笑的了！但是，我先撇开可笑的地方不谈，因为我对问题的实质还是同意的，因此我要说，并且指出，这才是一些真正的人！他们善于爱自己的人民，善于为人民受苦，为人民牺牲一切，与此同时，如果必要，他们也善于对人民不随便苟同，在某些看法上对人民不纵容姑息。别林斯基绝不会当真在植物油或者萝卜烧豌豆中寻找救国救民之道……”

 

    但这时沙托夫介入了。

 

    “您刚才说的这些人就从来不曾爱过人民，既没有为人民受过苦，也没有为人民牺牲过任何东西，不管您对此怎样富于想象，不管您怎样聊以自娱！”他阴阳怪气地悻然说道，低下了头，在椅子上焦躁地别转了身子。

 

    “您说他们不爱人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吼道，“噢，他们多么爱俄罗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