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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引言韦尔霍文斯基生平中的若干轶事(2)

 
    他从国外归来,昙花一现地在某大学执掌教席,那已是四十年代末了。他一共才讲了几堂课,好像讲的是有关阿拉伯人的历史;他还答辩并通过了一篇出色的学位论文,这篇论文研究的是在一四一三至一四二八年间,德国的一座小城汉瑙本来可能起到一种非军事的、汉萨同盟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论述了这一作用根本未能实现的那些特殊的、至今弄不清的原因。这篇学位论文巧妙地刺痛了当时的斯拉夫派,在他们中间一下子招来了许多狂怒的敌人。
 
    尔后(不过已在他丢掉教席之后),他在一家译介狄更斯和宣扬乔治·桑的进步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极其深刻的论文的开头部分(可以说吧,目的是为了报复,以示他们失去了怎样一个人)——似乎是谈某一时代的某些骑士何以有非常高尚的道德情操,或者这一类问题。起码其中提出了某种崇高的和非常高尚的思想。后来有人说,这篇论文的后续部分立即被禁,甚至这家进步刊物也因为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而受到了警告。这是很可能发生的,因为当时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没有呢?但是就这件事来说,很可能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不过是作者自己偷懒,没有把这篇论文完稿罢了。至于他中止讲授有关阿拉伯人的课,乃是因为某某人(显然是他的诸多反动的仇敌之一)不知用什么办法截获了一封他致某某人的信,信中谈了一些“情况”,因此便有人要求他对此作出某种交代。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但是也有人断言,就在那时候,彼得堡破获了一个庞大而又反常的反国家集团,人数大约十三名,几乎动摇了我们的国家大厦。据说,他们似乎还准备翻译傅立叶本人的著作。无独有偶,与此同时,在莫斯科查获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一部长诗,这还是他六年前十分年轻的时候在柏林写的,曾以手抄本行世,在两名文学爱好者中间流传,并为一名大学生所珍藏。这部长诗现在就放在我的书桌里;我得到这部长诗不会早于去年,由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亲自赠予,是一部最近的手抄本,由作者亲手誊写和亲笔题签,封皮是红色山羊皮,装帧十分精美。然而,这部长诗并不缺乏诗意,甚至也不乏一定的才气;但是写得很怪,但在当时(确切点说,即在三十年代)这类写法是十分平常的。可是要说出它的情节,我很为难,因为说实话,情节云云,我什么也没有看懂。这是一部以富有抒情性的戏剧形式写成的讽喻作品,颇像《浮士德》的第二部。全剧以女声合唱开始,其次是男声合唱,然后是某些精灵的合唱,最后则是一些虽然还不曾活过但却非常想活的灵魂的合唱。所有这些合唱,唱的都是一种十分含混不清的东西,大部分是唱某人的诅咒,但却带有一种高雅的幽默色彩。但是情景突然变换,某个“人生的节日”来临了,喜庆中,甚至昆虫也放声歌唱,出来了一只乌龟,满嘴是神圣的拉丁语,记得,甚至还有一块矿石,即一种根本是死的东西,也唱了一支什么歌。总之,万物都在不停地歌唱,即便说话,也是含混不清地互相谩骂,但依旧带有高雅的色彩。最后场景又变换了,出现了一片蛮荒之地,在悬崖峭壁间,有个文明的年轻人在来回彳亍,他一面揪着野草,吮吸着,一位仙女问他:他干吗要嘬这些草汁?他回答说,他感到活腻了,想忘却一切,结果在这些野草的汁液中找到了忘却之道;但是他的主要心愿还是尽快失去理智(这心愿说不定是多余的)。接着突然有一位非常英俊的美少年骑着一匹黑马登场了,他身后跟随着多得不可胜数的世界各族人民。这少年代表死神,而各族人民都渴望见到死神。最后,已是最后一场,突然出现了巴别塔,建造该塔的一些大力士们终于唱着新的希望之歌把这塔建成了,当他们已经建到塔顶的时候,有个神,比如说,俄林波斯圣山的统治者吧,却可笑地逃跑了,于是恍然大悟的人类便占领了他的位置,立刻以洞察万物的新见解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嗬,就是这样一部长诗当时却认为是危险品。去年,我曾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建议把它发表出来,因为在我们当代这是完全无罪的,但是他却带着明显的不满拒绝了我的建议。他不喜欢把他的诗剧看成是完全无罪的,我甚至认为,他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内对我十分冷淡,其因也盖出于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突然,几乎就在我建议他在这里发表它的同时——这部长诗却在那里,在国外被收在一本革命文集里发表了,而且事先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此一无所知。起先他吓了一跳,立刻跑去找省长,并给彼得堡写了一封十分光明磊落的辩护信,他把这信给我念了两遍,但是没有发出,因为不知道应该寄给谁。总之,他焦躁不安地过了整整一个月;但是我深信,他的私心深处一定感到万分得意。他弄到了一本文集,差点没同这本书同起同睡,白天则把它藏在床垫底下,甚至不让女用人替他铺床,虽然他每天都在等什么地方给他发来贺电,可是表面上又装得满不在乎。结果是什么电报也没有来。于是他便与我立刻言归于好,由此可以证明他那颗温文尔雅而又不念旧恶的心是非常善良的。
 
    二
 
    我倒不是断言他根本没有感到任何痛苦;现在我深信,他只要做些必要的解释,就可以继续讲他的阿拉伯人,而且爱讲多少都成。但当时他太自以为是了,同时也太匆忙了,急于使自己深信不疑,似乎他这辈子的前程已被“变幻莫测的事态”打得粉碎。其实说穿了,改变他前程的真正原因,乃是中将夫人即当地巨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斯塔夫罗金娜早先就已向他提出过的、现在又旧事重提的一个极其微妙的建议,请他充当她的独生子的高级教师和朋友,负责对他进行教育和整个智育培养,且不说报酬从丰,束脩优渥了。头一回向他提出这一建议还是在柏林的时候,正值他初次丧偶鳏居之际。他的发妻是敝省的一个举止轻浮的姑娘,当他还十分年轻的时候就冒冒失失地跟她结了婚,由于囊中羞涩,养不起她,再加上其他一些多少微妙的原因,看来,他跟这个(话又说回来)长得十分妩媚动人的女人在一起吃了不少苦头。她死于巴黎,最后三年已跟他处于分居状态,但给他留下了一个五岁的儿子,正如不胜凄惶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一回当着我的面脱口所说,这是他“欢乐的、尚未黯然失色的初恋的果实”。这只小鸟从一开始就被送回俄国,一直在某个偏僻的地方,交由几位远房的姑妈抚养。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拒绝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那时提出的建议,甚至不满一年,又很快续弦了,娶了一个不爱说话的柏林姑娘为妻,主要是这次结婚毫无必要,没有特别的道理。但是,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使他谢绝了西席之职:当时有一位名噪一时、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的名声吸引了他,于是他便插翅飞上了他早就跃跃欲试的讲坛,想试一试他那雄鹰的翅膀。可是现在他已铩羽而归,因此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还在过去就曾动摇过他的决心的那一建议。第二位夫人跟他过了不到一年便溘然长逝,这就把一切彻底安排妥了。说穿了:一切迎刃而解,盖由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热情关怀,以及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对他那弥足珍贵的,可以说吧,尽善尽美的友谊,如果对于友谊也可以这样形容的话。他投身于这友谊的怀抱,于是这事便从此敲定而且一定就是二十余年。我使用了“投身于怀抱”这一说法,但愿上帝保佑,不要让有些人想过了头,作些无聊的猜测;这里的所谓怀抱,应当理解为高风亮节。最精巧和最最微妙的关系,从此把这两位如此杰出的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了。
 
    西席这一教职所以被接受,还因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发妻遗留下来的庄园很小,而且与斯塔夫罗金家在敝省的宏伟的城郊庄园斯克沃列什尼基左右毗邻。再说,在幽静的书斋里,从此可以不再为大学里庞杂的课程所分心,潜心于学术事业,用极其深刻的学术著作来丰富祖国的语文科学。学术著作并未面世,但是却可能以一种站在祖国面前的所谓“谴责的化身”的姿态昂首挺立,凡二十余载,了此余生,诚如一位人民诗人所说:
 
    作为谴责的化身
 
    ……
 
    你站在祖国面前,
 
    自由主义的理想家。
 
    但是,如果这位人民诗人所形容的那个人愿意这样做的话,也许,他就有权一辈子摆出这样一副姿态,虽然这样做未免乏味。说真格的,咱们这位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与这一类人相比,不过是个模仿者,再说老这么昂首站着也未免疲劳,因此常常侧身躺下,小憩片刻。但是,虽然侧身而卧,应当说句公道话,他在这卧姿中也依然保持着谴责的化身这一姿态,何况对于敝省上下这样也就足够了。在敝城俱乐部里,当他坐下来打牌的时候,您不妨瞧瞧他那副尊容。他的整个模样都似乎在说:“打牌!我坐下来跟你们打叶拉拉什!难道这可以并存吗?谁应该对此负责?谁粉碎了我的学术生涯,把它变成了叶拉拉什?唉,就让俄罗斯亡国灭种吧!”他说罢便威严地甩出一张红心王牌。
 
    不过说真格的,他非常喜欢斗牌,就因为斗牌,尤其在最近,他经常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发生不愉快的冲突,何况他又经常输钱。不过这是后话。现在我只想指出,他甚至是一个经常受到良心谴责的人(就是说,有时候),因此常常愁眉不展。在他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长达二十年的友谊中,他每年有三四次常常陷入我们称之为“忧国忧民”的状态中,就是说不过是闷闷不乐罢了,但是深受人们尊敬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却喜欢使用“忧国忧民”这词儿。后来,除了忧国忧民以外,他又开始陷入香槟酒之中;但是对他关怀备至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一辈子都保护着他,没让他染上任何庸俗的嗜好。他也确实需要一位保姆,因为有时候他会变得十分古怪:当他处在最崇高的忧伤之中,会忽然像个最普通的黎民百姓一样开怀大笑。还有些时候,他甚至对自己也会幽默地讽刺几句。但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最害怕的就是这种幽默的讽刺。她是一位正统的妇女,是一位赞助文学事业的女性,她的所作所为仅出于高尚的考虑。这位朝廷命妇对她的穷朋友的长达二十年的影响至为巨大。关于她应当另作交代,现在我就来谈她的情况。
 
    三
 
    有这么一种奇怪的友谊:两朋友都恨不得把对方给吃了,一辈子就这么活着,可是彼此又分不开。要分手甚至根本办不到:如果当真发生了这种事,那个由着性子胡闹,跟对方中断关系的朋友,一定会首先病倒,甚至一命归天也说不定。我千真万确地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好几次,有时还是在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面对面地倾心交谈、互诉衷肠之后,等她一走,他又从沙发上突然跳起来,开始用拳头捶打墙壁。
 
    他这样做并没有丝毫难解之处,有一次他甚至还从墙上敲落了一块白灰。也许有人会问:这样微妙的事我怎么会知道呢?倘若我是目击者,亲眼目睹了这情景,又怎么样呢?倘若这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趴在我的肩膀上不止一次地痛哭流涕,绘声绘色地向我描写他自己的全部底细,你们又会怎么说呢(他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话不说呢)?但是几乎在每次痛哭流涕之后都会发生这样的事:第二天他就因自己忘恩负义而甘愿把他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急匆匆地叫我去,要不就亲自跑到我房间里来,而他此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告诉我,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是“人格高尚和温文尔雅的天使,而他自己则适得其反”。他不仅跑来找我,甚至还不止一次地用他的生花妙笔写信给她,向她本人描述这一切,并在工工整整地签上自己的尊姓大名后,向她坦白交代,昨天他曾向一个不相干的人叙述,她之所以要他充当她府上的西席,是出于虚荣和嫉妒他的学识和才能;她恨他但又不敢明说,怕他拂袖而去,从而有损于她在文坛上的声望;因此,他蔑视自己,拿定主意要自寻短见,现在就等她说最后一句话,从而决定一切,诸如此类,等等,等等。了解了这一切之后,就不难想象,这个年逾半百的、最天真的黄口小儿,一旦精神病发作,有时候会达到怎样的歇斯底里!有一回,我就亲自看到过这样一封信,这是在他们的某次争吵之后,就为不足挂齿的一点小事,但一吵起来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看后大惊失色,求他千万别把信寄出去。
 
 
 
    “那不行……这样做更光明磊落……我责无旁贷……我倘若不向她承认一切,一切,我会死的!”他差点像发热病似的回答道,还是把信发出去了。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就从来不会寄给他这样的信,他俩的差别就在这里。诚然,他酷爱写信,甚至跟她住在同一座楼里,也常常给她写信,在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甚至一天写两封。我清楚地知道,她阅读这些信时一向十分用心,甚至一天两封她也照读不误,看完后就标上日期,分门别类地放进一个特别的小匣子里;此外,她还把这些信珍藏在自己的心坎上。然后,便让她的朋友空等一整天,不予答复,遇到他时就像没事人似的,仿佛昨天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发生。她就这样慢慢、慢慢地把他调教过来了,连他自己都不敢提起昨天的事,只是注视着她的眼睛,窥视若干时候。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忘记,倒是他有时候忘得太快了,看到她泰然自若就受到了鼓舞,倘有朋友前来,他甚至当天就嘻嘻哈哈,争着开香槟酒,像孩子般顽皮。想必,当时她恶狠狠地看着他,可是他竟毫无察觉!除非过了一周,过了一月,甚至于过了半年之后,在某时某刻,事有凑巧,他无意中想起在这样的信中有某一句话,接着又想起了全信,连同全部情况,他才忽然羞赧无地,而且常常痛苦得上吐下泻,仿佛害了霍乱病似的。这种特殊的、类似于亚霍乱的阵阵发作,在某种情况下,往往是他的神经受到剧烈震荡后的通常出路,也是他的体格的某种颇为有趣的怪事。
 
 
 
    的确,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肯定恨死了他,而且十分经常地恨他;但是他在她身上只有一点直到最后都没有察觉,他终于成了她的儿子,她的创造物,甚至可以说,成了她的发明,成了与她血肉相连的某种东西,她之所以聘用他,供养他,绝不仅仅是出于“对他的才能的嫉妒”。如果这样揣测她,那就未免极大地侮辱了她!她身上除了对他抱有不断的憎恨、嫉妒和蔑视以外,还蕴藏着一种对他的让人受不了的爱。她保护他,使他纤尘不染,她百般照料他,照料了他二十二年,倘若事关他那诗人、学者和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的声誉,她就会忧心忡忡地接连好几夜睡不着觉。她发明了他,她对自己的发明物自己头一个就深信不疑。他仿佛是她的某种幻想……但是她对他的要求也很高,有时候甚至要求他像奴隶一样对她百依百顺。她极爱记仇,爱记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既然谈到话头上,我就来谈两件趣事。
 
    四
 
    有一天,当时,关于农民解放的传说还只是略有耳闻,整个俄罗斯都突然欢喜雀跃,准备全国复兴的时候,有一位从彼得堡来的男爵,路过敝地,顺道拜访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这位男爵与最高当局关系密切,而且非常接近决策层。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非常重视这类拜访,因为自从她的夫君谢世以后,她与上流社会的关系便日益削弱,最后就完全中止了。男爵在她府邸坐了一小时,喝了点茶。当时没有任何宾客作陪,但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却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请了来,摆了摆场面。男爵过去对他也久闻大名,或者装作久闻大名的样子,可是在用茶的时候却很少同他说话。不用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是不会让自己丢人现眼的,再加他的风度极为高雅。虽然他的出身似乎并不十分高贵,但是恰逢际遇,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在莫斯科的一个显贵人家抚养长大,因此具有良好的教养;他的法语说得就跟巴黎人一样。因此,男爵从第一眼起就应该明白,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虽然蛰居外省,但是围绕在她周围的都是何等样人。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当男爵颔首肯定,当时刚刚传开的有关这次大改革的传闻确有其事之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乌拉”,甚至还用手做了一个表示欢天喜地的姿势。他喊的声音倒不大,甚至还十分优雅;甚至,说不定,他的欢天喜地也是事先安排好了的,而手势也是在喝茶前半小时对着镜子特意排练好的;但是,当时他想必有什么东西未能尽如人意,因此男爵只是略显不悦地微微一笑,虽然他立刻又特别客气地加了一句,谈到由于这件大事,所有俄国人的心一定理所当然地深受感动,云云。接着很快就走了,临走时也没有忘记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伸出两个手指,以示握别。回到客厅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先是沉默了大约三分钟,好像在桌上寻找什么东西似的;但是突然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转过身来,脸色苍白,两眼发光,慢吞吞地悄声道:
 
    “我永远也忘不了您干的这好事儿!”
 
    第二天,她遇见自己的朋友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从来不提那天发生的事。但是过了十三年,在一个充满悲剧气氛的时刻,她又旧事重提,并且指责了他,像十三年前她头一次指责他时那样,脸色苍白。她在整个一生中只有两次向他说过:“我永远也忘不了您干的这好事儿!”与男爵那事已经是第二次了,但是第一次也颇为典型,而且似乎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命运影响至大,因此我也想谈谈那次的情况。
 
    那是在一八五五年春,时当五月,即在斯克沃列什尼基得到斯塔夫罗金中将仙逝的消息之后。斯塔夫罗金中将是一位干事冒失的老人,他是在奔赴克里米亚现役部队履新的途中因胃部失调去世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成了寡妇,穿上了重孝。诚然,她不可能感到很伤心,因为最近四年来夫妻俩因为性格上合不来完全分居了,她只给他提供生活费(中将本人总共只有一百五十名农奴和一份俸禄,此外就只有显赫的身份和关系网了;而全部财富和斯克沃列什尼基是属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她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包税商的独生女)。虽然如此,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还是使她十分震惊,于是她就离开社交界,过起了完全孤独的生活。不用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一直待在她身边,寸步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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