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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眼最珍贵(2)



  但是我现在不应该再唠叨我的研究。你会有很多机会看到它们,这份报告应该会在跨越千禧年之际面世。还有,当然,你得先有兴趣才行,请给我这点保证。

  我正从奥克兰港返家途中,纽西兰航空公司每星期会有几次给乘客方便,从纳地和夏威夷飞到洛杉矶,再转机到法兰克福。没有人在家等我——真的没有——因此我决定要在斐济群岛停留几天,有一部分原因是要消化我在热带群岛中的所有印象,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希望在继续长途旅行之前,能够稍微伸展一下躯体,恢复体力。我在十一月抵达大洋洲时,已经在斐济群岛待过一个星期,但我还没有机会去拜访这个岛国的精华部分。我指的是塔弗尼岛,人们往往称之为“斐济的花园岛”,因为它茂密的花木举世无双,有如世外桃源。

  那天早晨由纳地到塔弗尼的班机已经客满——结果是我的行李随着那客满的飞机而去,我和另外四名乘客则被挤进他们所谓的“火柴盒飞机”。我告诉你,真的是名副其实。我们确实必须爬进那袖珍的六人机座。机长欢迎我们登机,他快活地宣布,这趟旅程很不幸将不提供点心,并要求我们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在中央通道上走动。他在旅客之间,成功地挑起一阵断头台式的幽默,而且他向我们行礼的手,有两只手指断了一半。“中央通道”有六呎宽,机上的人都不可能去想到食物的问题,因为打从飞机起飞,乱流便将飞机甩来甩去,引擎则是疯狂地拖着我们,飞过维地雷福岛上若隐若现的塔马尼维山。

  据说机长是个退休飞行员,他决定搬到斐济群岛,只因为他拒绝挥别驾驶杆及高度计。但他算是个好得可以的家伙;我坐在那儿,两脚顶着他的椅背,他却不断转头对着我们开心地微笑,问问我们都是哪里来的。每逢有人问起我们目前在地图上的哪个地方,他就热切地指着下方的珊瑚礁、海豚与飞鱼,天南地北地闲聊。

  你大概猜得出来,我在那儿如坐针毡,一颗心都快跳出来。我很习惯搭轻型飞机,在前一个星期里,我除了从一座小岛跳到另一小岛之外,其实是一事无成。但我必须承认,搭上只有一位飞行员的飞机实在让我坐立难安。你大可以说这种恐惧感完全没有理性可言,完全是一种怪癖;是的,我好像可以听得见你这么说,因为汽车也一样只有一位司机,而且,你说,死在路上的人,要比在空中阵亡的人多太多。这或许也对,只是突然间的微恙不振实在很难打折了事,尤其当你身处五十万呎的高度,而机长已届古稀之年。在这种热带气候的热浪之下稍感晕眩并非完全不可能,它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这些事情就是很难避免。

  在这许多旅程之后,我担心的不是技术过失;相反地,我怕的是根本上的不足。我静静坐着,一种不过是凡人的感觉油然而生,且滋长着,一只血肉充填的脊椎动物被绑在飞机座椅上。英勇地坐在我的前座、操纵摇杆的男子也是一样的,而他的年纪比我大了三十岁。这项认知带来一种难以平复的症状,像是抵达马拉松赛跑终点之前的脉搏速度,而如果我的心脏每分钟跳动两百次,那么,我想,都是拜这位飞行员之赐;遑论他的胆固醇有多高,他的心血管状况如何。我对这位殷勤和蔼的家伙一无所知,也没帮他做过医学测试,更不知道他那天早餐吃了些什么。然而,我发觉自己对这位垂老驾驶的内在自我毫无所悉,这点更是令我有如芒刺在背。或许他相信永恒的生命——这是具有危险性的思维,从事他这种工作的人不能有这种信仰——我的意思是,没有副驾驶,机上只有付钱的乘客;毕竟这种情形不多。他可能最近为一名女子所骗。或者他可能坐在那儿,带着骇人的消息,就在那天早上稍晚,他必须供出自己盗用巨额公款。无论塔马尼维山、海豚或是珊瑚礁都不能带给我丝毫愉悦。它在我的下方无限遥远之处,我却被关在这里,我出不去,我逃不了。我想念我的琴酒,如果我带着它,绝对会将它凑到唇上,丝毫不感到羞耻。我只是很幸运地将行李送到预定行程中的飞机上,我那一瓶镇定剂就在皮箱里。

  这和我的“害怕飞行”完全没有关系,薇拉,同时我希望你会明白,截至目前为止,我的一切描述都不是旅行见闻演说。我想表达的,只是我自己对生命的觉知。就某方面来说,它和我如影随形,不过在正常时刻,它只会在两种情境之下浮现:当我在早晨醒来,以及偶尔喝醉的时候。是他们说的,微醺状态,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我认为,比起混乱的日常意识,醉酒的时刻会引发一种比较赤裸、未经修饰、而更为诚挚的心理状态——至少是在谈到大问题的时候,而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我将自己持续存在——或是不存在——的任务,交给一位退休的飞行员,在一架火柴盒飞机里,机舱的窗户有裂缝,各种仪器都像拼装组合而成,因而我突然冷静清明得可以直达性灵层面。唯一的不同点是,我的机能比前述二种更加警醒,因为我既非呈半睡眠状态,我的神经元突触也没有遭到酒精麻醉。

  好,这是我第一次搭上一架只有一位超级耆老驾驶员的飞机,这个人只能用三个完整的指头握着操纵杆,另两个指头只有一半。至于我,只要是新的一天开始,我都会醒来,不过我也经常会喝个几杯,让自己进入一种更真实高贵,而且其实更清醒的心理状态。因此实在有必要更进一步谈谈我当时的感觉与想法,当我从纳地飞往塔弗尼岛,在那云端的七十五分钟。也正是时候,因为我不久就要开始描述我和安娜与荷西相见的情景,当然还有高登,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提到他,虽然我和他的谈话让我在岛上的时光生色不少。

  有些事情,我总担心对你说并不恰当,虽然我觉得自己一定曾经提过几次。我指的是一个早期的童年经验,发生在靠近奥斯陆的老家。当时我一定是在成长中的七八岁时候,不过反正那是在我的八岁生日之前,因为就在那个时期,我们家搬到马德里住了四年。我还记得我在树林里的小路上跑着,口袋里装满了四处找来的榛果,我想立刻拿给我的母亲看。突然间,我看到一只小鹿躺在潮湿的森林地上,满地铺着秋天厚厚的落叶。那些叶子令我永远难忘,因为有一些,我记得,也落在小鹿的身上。我以为小鹿在睡觉,虽然不是很肯定,我还是悄悄爬近小鹿身边,想碰碰它或帮它把身上的黄色红色叶子拨下来。但是小鹿并不是睡着了。它已经死亡。

  这只小鹿竟然死了,我竟然是那个发现小鹿死去的人,这实在太丢脸,我绝对不敢告诉我的父母亲,或是我的祖父母。假如那只小小的鹿可以躺在森林的土地上一无生息,那么要轮到我躺下死掉也是一样容易的事,而这个洞见——虽然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道理,大多数儿童却总是受到保护而无从得知——此后便跟随着我,成为一种肉体的知觉。我自作聪明地将它隐瞒下来,却自然将此事件化为伤痛——让我直觉地想去找牧师或去做心理治疗。假如我当时是去找妈妈哭诉,几乎就可以确定我会得到力量,来克服这场不愉快的经验。但是我不能说,对任何人都得保持缄默,因为这实在太可耻,太不名誉。一阵光芒耀眼刺目,让我看到,我也是个血肉之躯,此刻存在于地球上,但是这个人,终有一天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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