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汉纪·汉纪五十一(4)

　　是时，豪杰多欲起兵讨卓者，袁绍在勃海，冀州牧韩馥遣数部从事守之，不得动摇。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馥得移，请诸从事问曰：“今当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从事刘子惠曰：“今兴兵为国，何谓袁、董！”馥有惭色。子惠复言：“兵者凶事，不可为首。今宜往视他州，有发动者，然后和之。冀州于他州不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书与绍，道卓之恶，听其举兵。

　　孝献皇帝甲

　　孝灵皇帝下初平元年（庚午，公元一九零年）

　　春，正月，关东州郡皆起兵以讨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诸将皆板授官号。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冀州牧韩馥留鄴，给其军粮，豫州刺史孔伷屯颍川，兗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邈弟广陵太守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俱屯酸枣，后将军袁术屯鲁阳，众名数万。豪杰多归心袁绍者，鲍信独谓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拨乱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虽强必毙。君殆天之所启乎！”

　　辛亥，赦天下。

　　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鸩杀弘农王辩。

　　卓议大发兵以讨山东。尚书郑泰曰：“夫政在德，不在众也。”卓不悦曰：“如卿此言，兵为无用邪！”泰曰：“非谓其然也，以为山东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为将帅，闲习军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处京师，张孟卓东平长者，坐不窥堂，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并无军旅之才，临锋决敌，非公之俦也。况王爵不加，尊卑无序，若恃众怙力，将各棋峙以观成败，不肯同心共胆，与齐进退也。且山东承平日久，民不习战；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天下所畏者，无若并、凉之人与羌、胡义从；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犹驱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风以扫枯叶，谁敢御之！无事征兵以惊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为非，弃德恃众，自亏威重也。”卓乃悦。

　　董卓以山东兵盛，欲迁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卓表河南尹硃俊为太仆以为己副，使者召拜，俊辞，不肯受，因曰：“国家西迁，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东之衅，臣不知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问徙事而君陈之，何也？”俊曰：“副相国，非臣所堪也；迁都非计，事所急也。辞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为副。

　　卓大会公卿议，曰：“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光武宫雒阳，于今亦十一世矣。案《石包谶》，宜徙都长安，以应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杨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盘庚迁亳，殷民胥怨。昔关中遭王莽残破，故光武更都雒邑，历年已久，百姓安乐。今无故捐宗庙，弃园陵，恐百姓惊动，必有糜沸之乱。《石包谶》，妖邪之书，岂可信用！”卓曰：“关中肥饶，故秦得并吞六国。且陇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灶，并功营之，可使一朝而办。百姓何足与议！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驱之，可令诣沧海。”彪曰：“天下动之至易，安之甚难，惟明公虑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国计邪！”太尉黄琬曰：“此国之大事，杨公之言得无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见卓意壮，恐害彪等，因从容言曰：“相国岂乐此邪！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势也。”卓意小解。琬退，又为驳议。二月，乙亥，卓以灾异奏免琬、彪等，以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毖固谏迁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劝用善士，故卓相从。而诸君到官，举兵相图，此二君卖卓，卓何用相负！”庚辰，收琼、毖，斩之。杨彪、黄琬恐惧，诣卓谢，卓亦悔杀琼、毖，乃复表彪、琬为光禄大夫。

　　卓征京兆尹盖勋为议郎，时左将军皇甫嵩将兵三万屯扶风。勋密与嵩谋讨卓。会卓亦征嵩为城门校尉，嵩长史梁衍说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废立从意，今征将军，大则危祸，小则困辱。今及卓在雒阳，天子来西，以将军之众迎接至尊，奉令讨逆，征兵群帅，袁氏逼其东，将军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从，遂就征。勋以众弱不能独立，亦还京师。卓以勋为直骑校尉。河南尹硃俊为卓陈军事，卓折俊曰：“我百战百胜，决之于心，卿勿妄说，且污我刀！”盖勋曰：“昔武丁之明，犹求箴谏，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谢之。

　　卓遣军至阳城，值民会于社下，悉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还雒，云攻贼大获。卓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

　　丁亥，车驾西迁。董卓收诸富室，以罪恶诛之，没入其财物，死者不可胜计。悉驱徙其馀民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留屯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卓获山东兵，以猪膏涂布十馀匹，用缠其身，然后烧之，先从足起。

　　三月，乙巳，车驾入长安，居京兆府舍，后乃稍葺宫室而居之。时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弥缝，内谋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董卓以袁绍之故，戊午，杀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及其家尺口以上五十馀人。

　　初，荆州刺史王睿，与长沙太守孙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及州郡举兵讨董卓，睿与坚亦皆起兵。睿素与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扬言当先杀寅。寅惧，诈作按行使者檄移坚，说睿罪过，令收，行刑讫，以状上。坚承檄，即勒兵袭睿。睿闻兵至，登楼望之，遣问：“欲何为？”坚前部答曰：“兵久战劳苦，欲诣使君求资直耳。”睿见坚惊曰：“兵自求赏，孙府君何以在其中？”坚曰：“被使者檄诛君！”睿曰：“我何罪？”坚曰：“坐无所知！”睿穷迫，刮金饮之而死。坚前至南阳，众已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不肯给军粮，坚诱而斩之；郡中震栗，无求不获。前到鲁阳，与袁术合兵。术由是得据南阳。表坚行破虏将军，领预州刺史。诏以北军中候刘表为荆州刺史。时寇贼纵横，道路梗塞，表单马入宜城，请南郡名士蒯良、蒯越与之谋曰：“今江南宗贼甚盛，各拥众不附，若袁术因之，祸必至矣。吾欲征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蒯良曰：“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征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术骄而无谋，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众来。使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威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公路虽至，无能为也。”表曰：“善！”乃使越诱宗贼帅，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而取其众。遂徙治襄阳，镇抚郡县，江南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