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男女》——家庭秩序的再建构与其背后的文化逻辑

 

　　“于一部影片来说，导演是场面调度者和现场执行者，而作者却是影片风格和个性的完整体现者。作者个人的艺术世界观所形成的‘小宇宙‘使作品的风格具有统一性。”而李安作为一名有着独特审美追求与价值取向的电影作者，其早期电影《饮食男女》所关注的核心是一个家庭旧秩序的崩溃与新秩序的建构，而这种变化实际上正是东西方文化在20世纪全球化浪潮下产生交流与碰撞并最终走向融合的一个缩影。

 

　　家庭秩序的崩塌与建构虽然体现在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在李安的镜头下，就集中表现于六次家宴的过程中。李安在六次家宴中通过景框与构图的变化展现了人物关系旧秩序的破灭与新秩序的形成：在景框与构图的逐渐演变下，家庭成员间的张力放大，加剧，并最终打破，家庭走向了更深层次的融合。

 

　　在第一次家宴中，导演在展现人物细节时只用单人近景或特写镜头，并且在与全景镜头的切换间故意没有让两个及以上人物同时进入画面。四个人只是在自顾自的吃着饭，就连家倩在宣布即将搬离家庭的消息时，镜头也只给了她一个人的中特写。取景的单人化实际上体现了人物关系的疏离，在人物的疏离关系下，更深层次的是家庭成员间的微妙张力，在无言无接触的表层下，冲突的暗流在悄悄涌动，伺机而发。

 

　　第一次家宴

 

　　而在第二次家宴中构图画面虽仍采用单人镜头，但出现了家宁给父亲盛汤，父亲给家倩夹菜等交互性动作。构图上出现的不完全同框暗示了随着情节的发展，家人间的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趋势，但仍只是简单的交流，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旧有家庭秩序的破除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爆发点。

 

　　第二次家宴

 

　　而这个爆发点即是第三次家宴中家宁宣布自己怀孕，将要结婚搬出老屋的消息。这个消息犹如一个惊雷，敲响了旧有家庭秩序走向崩塌的第一道钟声：人物关系面临第一次离散，旧有的家庭模式面临第一次转变。此时导演也相应地转而采用双人同框的近景镜头，镜头随人物而环绕运动，最后使用一个大广角拍摄家庭全景，实际上暗示了在旧家庭面临分崩离析时，个体的情感却在慢慢走向凝聚。

 

　　第三次家宴

 

　　而第四次家宴中，苟存的旧秩序遭到了第二次冲击：家珍宣布闪婚，并随即将丈夫周明道领进家中，此时父女三人一起出现在镜头中，暗示了旧有家庭秩序的彻底瓦解，但三人的关系却更进一步。

 

　　第四次家宴

 

　　第五次家宴是全片的高潮，导演既采用广角镜头呈现大家庭的团聚，同时又加入二人和三人镜头表示小家庭的形成，也体现了家人间关系的缓和。随着一个环绕镜头，第五次家宴最终定格在窗户所形成的内在景框前，强调了家庭在经历波折后的完整性。但同时，在窗格的分割下突出显示的三个人恰好是老朱，景荣与珊珊，这也为他们即将宣布的关系做出了铺垫。新的家庭关系即将来临。

 

　　第五次家宴

 

　　随着剧情逐渐走向尾声，在第六次家宴中导演不再像前几次家宴那样使用单人镜头进行拍摄，而是全程都将父女二人置于同一景框中，这暗示了父女二人的关系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后终于走向了和解。新秩序的形成削弱了家庭成员间物理意义上的联系，但在情感上他们却变得更加紧密。

 

　　第六次家宴

 

　　如上所言，六次家宴景框与构图的变化描绘了家庭秩序走向崩塌并再次建立的过程，而这种转变的内生动力实际上来源于人物身上复杂的文化冲突。

 

　　随着20世纪全球化的浪潮，东西方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交流与碰撞。体现在老朱身上，就呈现为一个复杂的文化包容体：在亲情伦理上，他代表的是传统，在情爱伦理上，他代表的是现代（与锦荣的忘年恋）。老朱对于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自身也存在着犹豫与困惑，甚至说存在激烈的心理斗争，其具体体现即是老朱味觉的丧失。而最终老朱选择接受自身的情感需求，公布与景荣的恋情，最终也得到了相对完满的结局：新家里有了爱情的结晶，也得到了女儿的谅解。最终味觉的恢复，似乎暗示着老朱终于体验到了久违的爱情与亲情。从深层次看，老朱这一人物鲜明的体现了东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困顿与突围，李安似乎在暗示我们：东西方传统文化并不是对立的，不可协调的，而是可以走向共存与融合的，是可以和解的。

 

　　这里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和解，实际上也是一种包容，一种胸襟，一种气度。包容不是默默的忍受与退让，而是有选择地接受并积极地做出自我改变。在影片中，家庭成员选择了维系亲情，而接受了新式家庭关系的出现。正如鲁迅先生所提出的“拿来主义”，东方文化可以也应该跟上时代潮流，去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与吸收外来文化。一个文化如若抱着一池死水，固步自封，必然会走向腐朽，落在时代的后面，只有不断地吸收外来血液，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回溯中华民族在外来民族一次次的冲击下没有消亡反而更加繁荣昌盛的历史，也能佐证这个道理。正如林语堂在《中国人》中所指出，“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并不仅仅是靠了粗糙神经的力量与忍受苦难的决心，而是因为新血统的混入，才迎来一次次文化的繁荣。“

 

　　如若了解了李安的成长经历与文化体验，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何他对中西方文化抱有这样的态度。李安24岁之前一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和熏陶，此后离开家乡，在西方接受了多年的西式文化教育，东西方文化都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烙印。正因如此，他才能对东西方文化都抱有一种包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