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康熙朝的机密奏
时间:2021-11-16 作者:金庸 点击:次
鹿鼎记(全文在线阅读) > 附录 康熙朝的机密奏 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初六,李煦在请安折子之中,又附奏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讯息。向皇帝请安,是“恭祝万岁爷万福金安”,该当大吉大利才是,死亡的消息必须另折奏报,决不可混在一起,否则有咒诅皇帝死亡的含义。李煦这个奏折犯了基本的忌讳,十分胡涂。奏折中说:“恭请万岁万安。窃提督江南全省军务臣张云翼,于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患腰痈,医治不痊,于七月初三日巳时身故,年五十八岁,理合奏闻。苏州六月晴雨册进呈,伏乞圣鉴。” 康熙见了这大不吉利的奏折,自然很不高兴,但申斥的语气中还是带了几分幽默。朱批:“请安折子,不该与此事一起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个臭字,不知哪去了?” 李煦见到御批,自然吓得魂飞魄散,急忙上奏谢罪,痛自忏悔。康熙批:“知道了。”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奉命到扬州办理刻印《佩文韵府》事宜,染上疟疾,病势甚重。李煦前往探病,曹寅请他上奏,向康熙讨药。 康熙得奏之后,立即朱批:“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赚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拿(即奎宁,原文用满文)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康熙连写四次“万嘱”,又差驿马赶急将药送去扬州,限九日赶到,可见对曹寅十分爱护关心。奎宁原是治疟疾的对症药物,但曹寅可能有其他并发症,终于不治逝世。康熙甚为悼惜,命李煦妥为照顾曹寅的遗属。 李煦的奏折之中,有一大部分是关于实验新种稻米的。康熙很重视稻米品质,经过多方试种,培育出一种优良品种,发交各地官绅试种。李煦详细奏报试种的情况,某官种几亩,亩产几石几斗;某商人种几亩,每亩产几石几斗等等。如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奏:“窃奴才所种御稻一百亩,于六月十五日收割,每亩约得稻子四石二斗三升,谨砻新米一斗进呈。而所种原田,赶紧收拾,乃六月二十三日以前,又种完第二次秧苗。至于苏州乡绅所种御稻,亦皆收割。其所收细数,另开细数,恭呈御览。”可见李煦还负有“种御稻实验田”的任务。 康熙将“御稻”种子普遍发交各地官绅商人试种,每人试种的田亩多数是两亩至三亩。李煦种到一百亩,是最大的实验农场。所产的米当时叫做“御苑胭脂米”,色红味香,煮粥最美。《红楼梦》写庄头乌进孝进给贾府的,就是这种米。康熙在南巡之时,见到民舟中满载猪毛、鸡毛,问起用途,得知是用作稻田肥料,其后即下旨试验,效果甚好。比之后世不经实验而大搞卫星田,不注意品种肥料而只虚报瞒骗,康熙的种稻实践是科学化得多了。 李林盛的奏折 康熙颇有幽默感,虽然在严肃的公文批语之中,往往也流露出来。 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陕甘提督李林盛上了一道奏本。这人的正式官衔是:“提督陕西甘肃等处地方总兵官右都督加一级降二级戴罪图功。”奏折中说:“皇上著问:‘提督好,提督身上好么?各官好么?又在先的提督地方上事宜、雨水情形俱不时启奏,今你到任来,为何不具本启奏?今后可将地方上事宜不时启奏于皇上知道。又皇上赐你鹿舌、鹿尾、干肉等捌样,你可查收’等因。臣随恭设香案,率同将弁各官,望阙谢恩,领受讫。除臣恭奉纶音,颁赐食品,见在另疏奏谢逃邝外,所有奉宣地方事宜,雨水情形,令臣宣奏之上论,臣谨遵旨具复。伏念臣以庸愚,幸生圣世,遭遇尧舜之主,身经太平之年,毫无报称,夙夜兢惕……” 此人不明白康熙的性格,奏折中以大量套语歌功颂德,关于地方事宜和雨水情形,也是报喜不报忧。此人大概是汉军旗的武官,所用的师爷也不明规矩,在奏折上盖了一颗官印。康熙朱批:“知道了。已后折字写清字,不必用印。” “清字”即满洲文,康熙的意思是,这种奏折是秘密奏报,并非正式公文,要李林盛自己书写,不会写汉字则写清字好了。 李林盛收到御批后,又上奏折: “……仰惟我皇上承天御极,神武英文,虽圣躬日理万机,犹无时不以民生为念。曩因河东岁歉,上勤圣怀,既沛赈恤之殊恩,复颁免赋之旷典,诚功高万世,德迈百王,薄海内外,靡不共戴尧天也……再臣应宜遵旨,以清字具折请奏,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如令人代缮,臣既不谙其中深义,诚恐词句失宜,并恳皇恩,容臣嗣后凡陈奏事宜,仍准以汉字具奏,庶民舛错之愆尤也。” 康熙批示:“知道了。此汉文亦未必尔自能作也。” 他明知这员武将肚子里墨水有限,这封奏折必是叫人代写的,于是小小的讽刺了他一下,以后也不盼望他能自写奏折、密报地方讯息了。 李林盛这封奏折虽是师爷所写,其实还是有不通顺处。例如“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其实应当是“又兼不通清字之文理”。原折中那一句话,变成了指摘满洲文“文理不通”。好在康熙宽供大量,不予追究,如果变成了细密深刻的雍正皇帝,或许会下旨斥责,罚他“再降一级,戴罪图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