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逸士第七十八(2)

　　《考工记》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谓《记》得之于五室，而谬于堂之修广。何者？当以理推之，令惬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盖所以告月朔、布时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营构之范，自当因宜创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义。且四时之祀，皆据其方之正。又听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请施政及记，二三俱允，求之古义，窃为当矣。

　　郑康成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宗正，释五室之位，谓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维。然四维之室既乖其正，施令听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弃而不顾，乃反文之以美说，饰之以巧辞，言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当从其，用事之交，出何经典？可谓攻于异端，言非而博，疑误后学，非所望于先儒也！《礼记玉藻》曰，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郑玄注曰：“天子之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闰月非常月，听其朔于明堂门下，还处路寝门终月也。”而《考工记》“周人明堂”，玄注曰：“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郑注。然则明堂与寝不得异矣。而《尚书顾命篇》曰：“迎子钊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寝矣。其下曰“大贝贲鼓在西房”，“重之竹矢在东房”，此则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史者也。《礼记》《丧大记》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小敛，“妇人髽带麻于房中。”郑玄注曰：“此盖诸侯礼，带麻于房中，则西南。”天子诸侯左右房见于注者也。论路寝则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同制之说还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

　　《记》云：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虽便班、倕构思，王尔营度，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则三室之间，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处，而室户之外仅余四尺而已哉？假在俭矣，为陋过约。论其堂宇则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则未惬人情，其不然一也。

　　余恐为郑学者，苟求必胜，竞生异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东西耳，南北则狭焉。余故备论之曰：“若东西二筵，则室户之外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外复如此，则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记》云：“四房两夹窗。”若为三尺之户，二尺之窗，窗户之间，裁盈一尺。绳枢甕牖之室，华门圭窦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复欲小广之，则四面之外阔狭不齐，东西既深，南北更浅，屋宇之制，不为通矣。验之众涂，略无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则户牖之间不逾二尺也。《礼记明堂》：“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郑玄注曰：“设斧于户牖之间。而郑氏《礼图》说扆制曰：“纵广八尺，画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风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间，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较然可见矣。且若二筵之室为四尺之户，则户之两颊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犹自不容，矧复户牖之间哉？其不然二也。

　　又复以世代检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饰。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狭，岂是夏禹卑宫之意，周监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户之外裁四尺五寸，于营制之法自不相称。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复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还自相违，其不然五也。以此验之，记者之谬，抑可见矣。

　　《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员下方，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谓《盛德篇》得之于户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夹房，面各有户，户有两牖。此乃因事立则，非拘异术，户牖之数，固自然矣。九室者，论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时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两辰同处，参差出入，斯乃义无所据，未足称也。且又堂之修广，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为外之其，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计其一室之中，仅可一丈，置其户牖，则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为之，以容其数，则令帝王侧身而入，斯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谓其九室之言，诚亦有由。然窃以为戴氏闻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弗见其制，靡知所置，便谓一室有四户之窗，计其户牖之数，即以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汉末之时学士，而见重于当时，即识其修广之不当，而必未思其九室之为谬，更修而广之，假其法像。可谓因伪饰辞，顺非而泽，谅可叹矣。

　　余今省被众家，委心从善，庶探其衷，不为苟异。但是古非今，俗间之常情；爱远恶近，世中之恆事。而千载之下，独论古制，惊俗之谈，固延多诮。脱有深赏君子者，览而揣之，傥或存焉。

　　谧不饮酒，好音律，爱乐山水，高尚之情，长而弥固，一遇其赏，悠尔忘归。乃作《神士赋》，歌曰：“周孔重儒教，庄老贵无为。二途虽如异，一是买声兒。生乎意不惬，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乐，终不为人移。脱寻余志者，陶然正若斯。”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迩悼惜之。

　　其年，四门小学博士孔璠等学官四十五人上书曰：“窃见故处士赵郡李谧：十岁丧父，哀号罢邻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顺尽友于之诚。十三通《孝经》、《论语》、《毛诗》、《尚书》。历数之术尤尽其长，州闾乡党有神童之号。年十八，诣学受业，时博士即孔璠也。览始要终，论端究绪，授者无不欣其言矣。于是鸠集诸经，广校同异，比三《传》事例，名《春秋丛林》，十有二卷。为璠等判析隐伏，垂盈百条。滞无常滞，纤毫必举；通不长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违经，弗饰辞而背理。辞气磊落，观者忘疲。每曰：‘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绝迹下帏，杜门却扫，弃产营书，手自删削。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矣。犹括次专家，搜比谠议，隆冬达曙，盛暑通宵。虽仲舒不窥园，君伯之闭户，高氏之遗漂，张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为喻。谧尝诣故太常卿刘芳推问音义，语及中代兴废之由，芳乃叹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仆有也。’前河南尹、黄门侍郎甄琛内赞近机，朝野倾目，于时亲识求官者，答云：‘赵郡李谧，耽学守道，不闷于时，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诸君何为轻自媒衒？’谓其子曰：‘昔郑玄、卢植不远数千里诣扶风马融，今汝明师甚迩，何不就业也？’又谓朝士曰：‘甄琛行不愧时。但未荐李谧，以此负朝廷耳。’又结宇依岩，凭崖凿室，方欲训彼青衿，宣扬坟典，冀西河之教重兴、北海之风不坠。而祐善空闻，暴疾而卒。邦国衔殄悴之哀，儒生结摧梁之慕。况璠等或服议下风，或亲承音旨，师儒之义，其可默乎！”事奏，诏曰：“谧屡辞征辟，志守冲素，儒隐之操，深可嘉美。可远傍惠、康，近准玄晏，谥曰贞静处士，并表其门闾，以旌高节。”遣谒者奉册，于是表其门曰文德，里曰孝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