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山鱼谱：殉道之钟，声声在耳

 

　　《兹山鱼谱》这部电影看完有两个月了，一直没写，是因为看完了并没有特别想说的东西。我一般看点东西都有吐槽或者赞美的冲动，如果没有，那就是没有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很多影评都把《兹山鱼谱》中主人公丁若铨的人生和苏东坡来做对比，都非常遗憾这样的作品本来应该是我们来讲述，但却没有。真的没有吗？写《苏东坡传》的文学作品有好几部，拍苏东坡的电视剧就我知道的也有两部，并不是没有。如果说电视剧和电影不是一个载体，没有拍出思想高度，那么早年间有一部电影《王勃之死》也拍得非常好，那种幽怨空灵，是真的打动过我，大可不必人家有什么你就一定得有什么。何况贬官逐臣这种内容，自先秦时期的比干屈原起始，就一直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在古代做个官要想有个好名声，要是没被贬过，都不好意思自称文人，什么风骨、什么清流，没经过被贬至升值，都轮不到被称颂。正因为逐臣太多，便不觉得稀罕，这是名臣文人一生必刷的履历，只有被贬过，才有资历流芳百世。我上一本书《香草美人：楚辞芳草图谱》刚写到屈原，因此并不觉得这样的内容离我的创作有多么遥远，或许这就是我看完后没有动笔的真正原因，实在是觉得这不算是个事儿。

 

　　当然对当事人来说，那真的是非常痛苦的，设身处地地想，那确实是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身，但……但东坡已经把该讲的都讲过的呀，我们何必再多言呢？何况讲什么能讲过他们讲的呢？这又回到上面说的，我们实在是对这样的境遇和心理太过熟悉了，有一万个逐臣经历过，有一万个文人写过诗写过词写过文章，我们从小就背，烂熟于胸，一点都不陌生，谁还不知道王勃写完“秋水共长天一色”后在二十九岁时渡海而死，李白刚“轻舟已过万重山”不久就捉月升仙了呢？这早已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并没有一下子被打动的地方。

 

　　家居婶

 

　　就像道友 掠水惊鸿说的，丁若铨是因为信天主教被贬到黑山岛，用天主教去对抗儒家的腐败，显得很中二，是迷路后问道于盲。社会腐败是结构性的问题，和儒家没有任何关系，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教派都会腐败，这是人的本性问题，什么教都解决不了。作为文学创作——当然电影也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门类，反映的是创作者自己的天问，如何在逆境中求得内心平静。丁若铨在海岛上最后靠一本鱼谱传世，电影拍的是他如何呕心沥血、油尽灯枯写完这本书，用弟子张昌大的角度去讲述丁若铨最后的生命，好像还是在替他不平，觉得这样的好人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不该穷途末路困死海岛。但一定是这样吗？有才华的人就该位居高堂吗？就要雄心欲把星河挽，诛尽奸贼庙堂宽吗？或许就像我们在网上发言，觉得社会舆论不能被傻笔们占领，就得做一个键盘侠，把戆徒们骂死。张昌大出仕，看到士大夫阶层统治阶级是如此黑暗丑陋，恨不得杀尽贪官污吏，还庶民朗朗乾坤。既然做不到，也不能同流合污，于是挂印归乡。这又印证了一句中国老话：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于是又回到文章的开头，为什么没有打动我的地方，因为就是这样呀，前人话已说尽，没什么可说的了。

 

　　之所以时隔两个月来写这篇影评，是看到道友 掠水惊鸿转发的一篇影评，已及她的点评：

 

　　其实苏东坡固然文学丰伟，但并没有冲破系统用更高的视角来审视系统。在中国我想过一个半人有点像，半个是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只是他的著作层次不高。一个是方以智。他们都在寻找儒家系统外的第二类知识和价值。

 

　　关于张懋修的《墨卿谈乘》到底算不算一种致知格物的学术作品，我和 扫书喵有过点争论，她认为不算，只是明朝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炫耀作者见识的博物著作，不够高级，也不是对当地风物的观察描述。我则情感上偏向于，他在流放后写这个，多少是对个人和儒家系统的一种绝望。他的父亲实际上已经把修补匡正儒家官僚系统这件事，做到了人力所能到的极致，他见识过，个人也取得了考试最高荣耀——状元。但他还是见证了父亲的失败，和父亲方法论的崩溃。所以去写点博物知识的书，是一种突围和排遣。

 

　　方以智就更贴切，他不但个人在系统内失败，他的系统都崩溃爆炸了，转而去研究西学和科技。《方以智晚节考》是很好看的一本书。我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起初用天主教去对抗儒家的腐败，很中二，看着是迷路后问道于盲，不过在他和自然相结合后，回归人和自然本身，开始思索和发现真正的道路。

 

　　我正是看了她的这一段话，才想起我的切入点.方以智在明亡之际流寓两广，接触西学，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写了《物理小识》《通雅》等著作，我在写植物书时经常会参考他书中的知识。但我不想说方以智，方以智的世界太绝对，明清鼎革，国亡君殁，山河破碎，这样的大倾覆一般人遇不上，因此遁世是唯一的出路，方以智后来出了家。我想到的人是嘉道时的吴其濬，他是河南人，而且是有清一朝唯一的河南籍状元，曾任兵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湖广总督，云贵总督，湖南、浙江、云南、福建、山西巡抚等职。

 

　　丁若铨的“辛酉教狱”事件发生在1801年，吴其濬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的状元，这两人生活的年代差不多，丁若铨被流放到黑山岛，改黑山为兹山，写了《兹山鱼谱》。吴其濬一直在当官，没有遭过什么贬谪，宦迹几遍半个中国，这让他见识广博，写了《植物名实图考》38卷、《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云南矿产工器图略》、《滇南矿厂舆程图》、《滇行纪程集》、《军政辑要录》、《奏议存汇》、《治淮上游论》、《念余阁诗钞》及《弹谱》等。按现在的说法，他是一个博物学家、植物学家、本草学家、地理学家。

 

　　丁若铨和吴其濬这两人的经历没什么可比性，唯一相同的是都对自然产生了兴趣。丁若铨的后半生生活在海岛上，天天看到的是海鱼，于是成了鱼类学家；吴其濬和古代所有的好官一样，关心农桑，自然而然成了植物学家。人一但对自然产生了兴趣，那就天地为之一宽，终身不改其乐。没有一个博物学家是愁眉苦脸的，大自然有治愈万种忧郁的神力，我相信丁若铨在写鱼谱时是快乐的，而不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皓首穷经，眉头紧锁。电影中薛景求演的那个模样，还是被刻板印象误导了，好像做学问非困苦不能。其实进入这个邻域之后，所有的烦恼都不存在了。就像我出门拍花，收到一个新种那种满足感，给什么都不换，就算徒步七八个小时，爬上五千米高的流石滩，坐十几个小时盘山路的车，吐得掏心挖肠，啃干面包喝溪流水，都不会觉得辛苦。推己及人，丁若铨能从渔民那里得到一种新鱼，同样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才是他从黑山岛搬到更远的什么岛去的目的，他想得到更多的新种，丰富他的书稿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