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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水暖鸭先知(我和我的父辈观后感)

  《鸭先知》作为电影的第三个单元,以时间为线索,把故事的背景设定在特殊的一九七八年。于是,电影也顺势借助一组洋溢着上海生活气息浓厚的复古海报将故事拉回了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改革开放。那是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秩序,全面改革开放的一年,也是往后四十年经济建设繁荣与思想文化百花齐放的序幕。此时,上层的气候终于转变了风向,春风拂面。一别于上个单元《诗》所在时代歌颂的集体主义,这时人们终于有条件、也有心思,以轻松的心态,关注自己和身边的人与事。个体思想与市民意识也在再次暗中悄悄觉醒复苏。
我和我的父辈
 
  谈及导演及主角徐峥,他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上海,也恰好是这段辉煌历史的见证者,亲历者,乃至受益人。让他操刀这样的题材自然是游刃有余,甚至私货满满。《鸭先知》全片谐噱幽默,徐峥特有的海派情结,以小市民的视角叙事,将全片故事与节奏处理的井然有序。值得一提的是,影片整体色调和场景设计极具韦斯·安德森的电影美学风格却搭配着浓浓的时代映像。隐去了敏感的过渡,用童话般和谐的色彩搭配与对称的布景,把观众们带入进了一个既魔幻又现实的时空中间地带。这样的设定留给观众充分的思考空间,既可以将其视作现实历史的演绎,也可以当成一个独立的理想时空来怀看今朝。
 
  《鸭先知》以儿子冬冬看爸爸的视角来评价徐峥饰演的赵平洋,用一系列的生活琐事来呈现他乐观开朗、头脑灵活、敢于创新的人物个性。赵平洋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要敢于做第一只下水的鸭子。”因此,街坊邻里送给他一个“鸭先知”的称号。冬冬眼中的爸爸与弄堂邻里视角下略带揶揄的鸭先知形成了鲜明对比,起到了戏剧性的效果。在引人发笑地同时,这种视角一别于贴标签式的宏观俯视,更显父子温情也更紧贴“我与我的父辈”这一主题。鸭先知身上这种不怕失败,相信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坚持;即使人到中年,也未颓废丧志的乐观豁达都是对儿子冬冬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
 
  改革开放时代内核之一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与电影中反复提及的“春江水暖鸭先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鸭先知》不仅仅只是在演绎新中国第一支电视广告的诞生故事,更是时代的特色在小市民身上的映射。
 
  为了不让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受到邻里的嘲笑,也为了卖出药酒,赵平洋然而带着儿子冬冬开始了啼笑皆非的卖酒之路。在推销之路上,笑料百出,酒却没有卖出去。方法总比困难多,此路不通另辟蹊,就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他偶然地抓住了机遇,知道了“广告”的概念。时代的机遇却正如砸中牛顿的苹果,遇上不同的倒霉蛋便会产生不同的蝴蝶效应。
 
  嗅觉敏锐的“鸭先知”想到了为自己的参桂养荣酒拍摄广告进行宣传促销,并坚定地堵上了老婆的存款实践他的想法。过程是曲折又复杂的,但作为一只嗅到了春风,敢于逆着人潮下水的鸭子,他唯有拼命向前,朝着目标的江水啪嗒啪嗒地迈步。几经波折,终于广告播出,酒也卖出去了,家庭也和睦了。鸭子下了水嘎嘎地昭告着春天的到来,而一个充满变革与创新的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鸭先知在实践之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时代敏感的嗅觉,无论在哪个年代这都是一种稀缺的格局与视野,敢为人先,而又坚守自我。
 
  从创意角度来说,徐峥远离了历史深处关于英雄和传说的光环,把聚光灯落在市井小人物上。创新性的以第一支广告片的诞生为切入点,表现了改革开放时代的身为个体的普通小市民敢为人先,勇于尝试的精神。
 
  从电影立意来讲,徐峥导演的《鸭先知》不同于以往张扬、外向的的献礼影。用个体的视角将电影文化进一步向年轻受众群体倾斜。不仅主体具体到了个人,而且强化了某种平民戏剧性和青年戏剧性,既表现了青年文化的创意,也展示了乡土文化孕育的淳朴性,也成功地将重点由前两个单元的故事从集体价值引到了个体价值。
 
  但除此之外,如果简单地将《鸭先知》视为在向父辈致敬,在向时代致敬的主旋律合家欢影片似乎过于可惜了。细细品味好的影视文艺作品无不输出传递着更深层的价值观。不仅只在处处都蕴含着机遇的大好时代,才能乘风破浪,创造奇迹,更要在任何时刻都保持着敏锐的嗅觉。柳传志凭着《人民日报》上一则如何养猪的新闻嗅到了春天,霍英东靠着首都机场的一幅壁画判断风向。毕竟,作为个体,我们很难不被时代裹挟。无论季节如何,普通人的我们,面对时代变革的巨浪,如何保持清醒并敢于创新实践是值得恒久思考的主题。好生积累沉淀,预判好江水的温度,做一只勇敢坚定且进退自如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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