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贡两龚鲍传·传·汉书(6)

　　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郑子真、严君平等均未曾做官，然而他们的风范、名声足以阻止贪婪、激励世俗，为近古避世隐居之人。而如王吉、贡禹、两龚之类，出仕与隐退都知依礼谦让。

　　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少时好学，精通经义，初为郡吏，举孝廉被选为郎，补若卢右丞之位，后又改任云阳县令。举贤良被任为昌邑中尉，昌邑王喜好游猎，常常在国中驱马奔驰，行为没有节制，王吉因此上书劝谏说：　　臣下听说古时候军队平常每日行进三十里，为吉事而行进也衹五十里。《诗经》有云：“彼风疾发，彼车疾驰，环顾周道，心中哀伤。”意思是：疾发飘忽，这非古之有道之风；驱马疾驰，这非古之有道之车。因此伤感。现今大王巡幸方与县，不到半天就奔驰二百里，很多百姓都荒废了农事来修路牵马，臣下以为，百姓不可多变。过去召公奭到任，正值农事繁忙，就在甘棠树下办公决事。当其时，人人各得其所，后世主人也追思他的仁义和恩德，以至于不砍伐造棵甘棠树，以资纪念。《诗经》中《甘棠》之诗就是描写这件事的。

　　大王您不好读书学习而喜欢游逸，整日倚着车栏驾车驭马，奔驰不停，口舌因怒斥吆喝而倦怠，手臂因驾车驭马而酸痛，身体因车马颠簸而劳顿；清晨冒着雾露，白天披着尘埃；夏天为酷热的暑气所蒸烤，冬天为刺骨的严寒所侵迫。屡屡以柔弱的玉体去承受辛苦劳累的侵害，这种行为无益于延年益寿，也不利于仁义的增长。

　　在宽敞明亮的房间裹，在精美华丽的毡毯上，德才兼备的老师在前面谆谆教诲，勤学好问的学生在后面孜孜苦读，上论唐、虞之旧事，下及殷、周之盛况，考察仁德圣明之人的风范，学习治国安民的方法，悠然自得，发愤忘食，不断增进和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遣其中的乐趣愉悦又岂是驾车驭马四处闲游所能相比的呢！休息的时候就俯仰屈伸以活动身体筋络，进出以步代车而行以结实双腿，吐故纳新以练五脏之气，专心致志集中意念以养精安神，用上述方法养生，难道还能不长寿吗！大王您若真正用心如上行事，那么就会心有尧、舜之志，身有乔、松

　　之寿；对您的赞誉之声鹊起并上闻于天子，则将福禄齐至而国家安定。

　　当今圣上仁德圣明，先帝晏驾以来，他至今思慕不已，对行幸宫馆园池以及出游狩猎等玩乐之事都未尝涉足，大王您应当时刻铭记这些，体察圣意。各诸侯骨肉中，没有人比大王您与皇上的关系更亲近的了，从亲缘关系上看，大王是子辈，按君臣地位来论，大王是人臣，您是一身兼负着双重的责任啊，处在这种地位，大王在施恩行义方面稍有不周全的地方，被皇上知道了，对于继承社稷江山并不是一件好事呵。臣王吉我愚昧戆直，希望大王明察。

　　昌邑王刘贺虽然不守正道，但是还知道敬重礼遇王吉，因此他下令说：“我的修养品行不可能没有懈怠之处，中尉王吉忠心耿耿，多次指正我的过失。因此，令谒者千秋赐给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干肉五束。”这以后刘贺又放纵如常。王吉每每据理谏争，很是尽了为人辅臣的义务，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治理百姓，但封国之中没有不敬重他的。

　　过了很久，昭帝驾崩，他没有太子，大将军霍光执政，派遣大鸿胪宗正迎立昌邑王进京。王吉立刻上书告诫昌邑王说：　“我听说高宗居丧，三年不说话。现在大王您因丧事被征召，应日夜悲哀哭泣，千万不要有其他举动。况且，何衹是丧事应该如此，大凡南面而王者又何曾有过多的言论呢？苍天不言，四季仍依时更迭，世间百物照样生息繁衍，希望大王明察。大将军霍光仁爱而智勇，其忠直诚信的品德天下无人不晓，事奉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曾有过过失。先帝去世，将天下和幼孤托付于他，大将军扶持尚在襁褓之中的幼主，颁布政令施行教化，维护了国家的安定，即使是周公、伊尹也不过如此。现今皇帝驾崩没有继承人，大将军从可以继承汉室宗庙的立场考虑，援引提拔迎立大王为君，其仁爱宽厚真是无可比拟啊！臣下希望大王事奉他、敬重他，国家政事皆听从他的安排，您衹需无为而治南面称君就可以了。希望大王您考虑我的建议，并常放于心上。”

　　昌邑王到京师后，即位二十余天，就因行为淫乱而被废黜。昌邑封国的大臣们因昌邑王在封国时不举报其罪过，致使朝廷不知昌邑王的品行；又因作为臣下未能尽辅弼引导之职，致使昌邑王犯下大罪，都被下狱诛杀。衹有王吉和郎中令龚遂因忠诚刚直、屡次进谏而得以免死，被判剃发修筑城池。

　　后来又起家复出任益州刺史，不久因病辞官。又被征为博士谏大夫。当时宣帝极力效法武帝，恢复了武帝时的典章制度，宫室、车乘、服饰等都超过昭帝时的规模。这时，许、史、王等几家外戚也因得宠而尊贵，宣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任用能干的官吏。王吉上疏评论其得失说：陛下以尊贵之体亲自总理各方事务，国家地图与户籍每Ft展列于眼前，一心一意想着国家政务，力求天下太平。每次韶书传下，百姓都欣喜若狂，如获新生。臣下认为，这些举措虽然对于百姓来说可谓是最大的恩惠了，但还不能说是尽到了政务的根本。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不是世世都有的，公卿大臣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君主能听从公卿大臣的建议和劝谏，但是却没有建立万世基业的长远计策，没有造就出像夏、商、周三代盛世时那样的明君圣主。衹注重于朝廷或官府的财物出入及诉讼断案之类的事情，这不是建立太平社会的根本。我听说圣明的君主宣扬德政流布教化，一定要从眼前开始做起。朝廷内部不整肃，就很难言及治理国家；君主身边的人不正直，就很难教化远方之人。百姓虽然弱小但却不可欺凌，虽然愚昧，但却不可蒙骗。圣主独自高居深宫，行为举措得人心则天下交口称颂，失人心则天下议论纷纷。皇上的行为虽做在眼前，但影响却很广远，因此应当谨慎地选择身边的左右辅臣和使官；左右辅臣是为匡正皇帝的言行而设置的，使官是为宣扬皇帝的恩德而设置的。《诗经》云：“人才济济，文王得以安定天下。”造就是国家政务的根本。

　　《春秋》所推崇的以天子为中心的大一统政治，是全国各地风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圆政令贯通划一。如今那些平庸无能的官吏统治百姓，不是依靠世世都可以通行的礼义规范来进行教化，而仅仅依靠刑律法令来达到目的。那些想有所作为的官吏，又不能认真考察典章制度、礼义规范，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穿凿附会，各取所需，投机诡诈，任意妄为，因此，一旦形势发生变化，便难以继续推行其政令。于是便造成了百里之内风俗不同，千里之内教化各异，家家从事不同的事情，人人穿着各异的服色，奸诈欺骗争相而生。滥用刑罚没有穷尽，纯朴的民风日益消失，恩爱的情感逐渐淡薄。孔子说“稳定政权、统治百姓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礼治”，这不是一句空话。作为一国之君，在尚未制订出新的礼义制度的时候，应当选择先代君王所订礼义制度中适宜于当今情况的部分加以运用。臣下我希望陛下顺承天道，奋创大业，与公卿大臣以及儒学之士一起共同考述旧礼，宣明王制，以仁义礼制治理天下，使百姓沐浴陛下之恩泽，安逸而长寿。这样一来，何愁天下风俗教化比不上成、康之世，长治久安的国运比不上殷王武丁呢？臣下我个人认为当今社会中有些不符合礼义之道的地方，谨条列呈上，请陛下圣裁明择。王吉认为“夫妇，是人类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它关系到人的生老病死。现在世俗的人们结婚过早，尚未懂得为人父母的道理就有了孩子，因此不仅道德教化不易实施，而且人丁容易夭折。娶妻嫁女花费无度，贫苦人家无力承受，因此不敢多生育儿女。另外，汉朝各诸侯王娶公主，诸侯王国中的国人娶诸侯之女，这种制度使男人事奉女人，丈夫屈服于妻子，颠倒了阴阳之序，所以容易发生由女人引起的祸端。古时候，衣服车马依据其拥有者地位的高低贵贱都有一定的规定，用以表彰贤德之人，区别上下尊卑，现今却上下僭越混乱，人人自行其是，没有一定的节度，于是人们贪图财货、追逐私利而不惜冒生命危险。周王朝之所以能够做到不用刑罚而达到天下大治，是因为它将各种奸邪罪恶遏止在尚未产生之时啊。”王吉还说：“虞舜、商汤不任用三公九卿的世袭子弟，而选拔皋陶、伊尹为臣，这样那些谗佞不仁之人就被疏远了。如今允许官吏的子弟蒙荫为官，他们大多骄傲蛮横，不了解古今之事，至于积累功绩，治理民众，无益于百姓，造就是《诗经。伐檀》篇中所讽刺的现象。应当实行公开选拔，以征求贤能之人，废除子弟以父兄而蒙荫为官的制度。外戚及亲朋故旧可以多给其资财，但不应当让他们高居官位，应摒弃角抵之戏，减免乐府，裁减主管营造巧作的工匠，向天下明示崇尚节俭的决心。过去工匠不制造雕刻精美的器物，商人不流通奢侈浪费的货物，并非这些工匠和商人独具贤德，而是统治者政治教化的结果。天下百姓看到政府弃奢从俭的决心，就会回归到农业这一根本上来，根本确立后，与之相关的工商末流也就能按正确的轨迹发展了。”王吉上疏的核心思想大体如此，皇上认为他的言论不切合实际，因此不太看重他。王吉于是藉口身体不适，返回家乡琅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