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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成了一种毛病(2)



    梆子老太一时弄不明白,写什么文章挣钱?她活了四十多岁,听都没听说过。没听过的事,自然就稀奇,就惊异,就得赶到人窝里去听,去问,搞得明明白白,一当她听得多了,问得明了,反倒更稀奇,更惊讶了。天老爷!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美气的好事!二两重的笔杆捉到手里,坐在凉房子里头,不晒日头不淋雨,写划一篇文章就挣钱,太祐了哇!听说不过是鞋样儿那么大一块文章,居然就值得十九块。十九块该买多少红苕呢?又听人说,学文给人说他只写了三个晚上;三个晚上挣十九块,那么一月呢?一年呢?世上有这样轻松易便挣大钱的事……

    “没看出,这娃子真是块料!平日看起闷腾腾的样儿,倒是哑巴吃洋蜡——内里明!”有人说,兴趣也很高。

    “有内才的人都是这个样儿,外表上并不张狂。”有人说,“这倒好,咱梆子井真是出圣人了!写文章,自古都是圣人才能做的事……”

    “写文章挣钱,公家月月还给发工资吗?”梆子老太插上嘴,不戒意地问。

    “那当然发哩!”有人瞅一眼她,疑惑地说了一句,就闭了口。

    “那……真好!一马备双鞍。”梆子老太装出替学文高兴的神情,不过太做作了,“可甭只顾写文章挣钱,把娃儿们的念书给误了……”

    “放心!”有人随口说,“学文教出的学生,考中学年年考中的人最多。”

    “听说他写文章,用公家的纸,公家的笔,连墨水也是公家的。”梆子老太终于控制不住,把心里的不平一下子全说出来,“挣钱连本儿都不摊!”

    正在说着闲话的人,一齐哑了声,互相挤眼呶嘴,忽然明白了什么似的,意识到可能会因此而牵扯到是非里,纷纷走散了,只留下梆子老太站在那儿。

    初冬的夜晚,寒气袭人,天又黑得早。梆子老太一人站着无聊,也就回到家中。十里堡小学校长来家访,和景荣老五坐在方桌两边,交谈他的儿子在学校念书的情况哩。梆子老太和校长打过招呼,就收拾起晚饭,摆上桌子。校长说他已经在学校灶上开过晚饭,只喝水而不动筷子。梆子老太热诚地礼让再三之后,也就不再勉强,坐在一边,插嘴问:“校长,你看咱那娃子,念书灵不灵?”

    “灵是灵着哩!是个聪明孩子。”校长笑笑,诚恳地说,“只是有点荒。”

    “文章写得咋样?”梆子老太问。

    “还可以,作文还不错。”校长回答,“比起来,这孩子算术学得更好些。”

    “你教咱娃好好写文章……”

    “小学阶段打基础,要全面练习……”

    “我想叫娃长大写文章,又轻松,又干净。”梆子老太说,“俺村的学文……”

    “噢呀!”校长一听就笑了,不过绝没有嘲笑的意思。他自解放以后就在乡村小学任教,熟知庄稼人盼子成龙的普遍心理,并不奇怪,笑着说,“那首先得看孩子爱不爱哩!”

    “叫他爱他就会爱。”梆子老太不以为然,“这样的好事,他怎会不爱呢?”

    “咱娃恁小,咋能写文章嘛!”景荣老五早听得不耐烦,就打断梆子老太的话,斜溜了她一眼,意思是:甭说没神儿的话了!

    “哈呀……”校长眼里浮出一缕说不清不必再解释的超然神色,打着哈哈。景荣老五也不好意思地陪着校长干笑着。

    “好!正好校长也在这儿——”门外有人气冲冲地说。人尚未进屋,声气却冲进来了。梆子老太一回头,教员胡学文的母亲刚好跨进门来。

    “五老太,你给俺学文满村扬风,说俺娃是一马备双鞍,吃官粮放私骆驼……”学文妈妈连一句客套话也不说,直来直说,“校长,你是学校领导,你凭实际说,俺学文教书教得……”

    校长眨着眼,摸不清头绪,搞不明白原委,却准确地预示到要被牵扯进一桩是非里去了。他只管笑着,不作正面回答。

    “我啥时候说过?”梆子老太一口回绝,“你听谁给你挑唆?”

    “你在村子西头说了,又在村子东头说。”学文妈妈强硬地说,“你说俺学文写文章挣钱,连本儿也不摊!”强悍精明的中年妇女,经济宽绰,向来不受任何人一句闲言,岂把梆子老太放在眼里。说着,她从腰里拉出两张纸,连扇带摔地铺展到桌子上,“校长你看,这号格子纸,是不是你们学校的?”

    “甭急,也甭躁嘛!”校长瞧一眼桌子上的稿纸,不做裁判,只顾息火,“没关系!没……”

    “前几年,你说俺学文媳妇不开怀……”

    “算哩!我给你赔不是。”景荣老五早已忍受不住,要不是有校长坐在当面,他会狠狠地骂一顿招惹是非的老婆。他按捺着性子,给学文妈妈赔笑脸,“算咧!你是明白人,甭跟那个黏浆子一般见识……”

    在景荣老五的笑脸陪送下,学文妈妈总算走出门去了。校长也再无兴趣坐下去,起身告辞了。

    “你不说长道短,由不得你么?你不拨弄是非,也由不得你么?”送走校长,转回屋来,景荣老五的火气暴发了,“我给你说过多少回了?咱们过自家的日月,甭管人家七长八短的事,你记不住么?你一天招惹是非,让我也跟上受人辱践……你丢人不知深浅!”

    梆子老太低下头,洗涮锅碗,一句不吭。和景荣老五过日月二十多年,她已习惯了当面遵从。尽管景荣老五不是那种架子大,家法严的男人,可是她怯他:虽然景荣老五从来没动过她一指头,她仍是怯这个不常动火的男人。在屋里,凡事总要先征询他的主意;偶尔发生的矛盾嗑牙中,她总是自觉地作出让步。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只有她心里明白:自从确切知晓自己不能生养儿女的可怕缺陷——可怕就在于无法弥补——以后,她就觉得失去了和男人争高论低的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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