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传·汉书(3)

　　赖圣汉初兴，为百姓请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则断狱数百，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当此之时，逸游之乐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微矣。夫后宫盛色则贤者隐处，佞人用事则诤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谥为孝文，庙称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厉兵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淮南王盗写虎符，阴聘名士，关东公孙勇等诈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

　　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动为国家难，自古而患之久矣，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

　　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

　　对奏，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乃从之。遂下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孤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厓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珠厓由是罢。

　　捐之数召见，言多纳用。时，中书令石显用事，捐之数短显，以故不得官，后稀复见。而长安令杨兴新以材能得幸，与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见，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县官尝言兴愈薛大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为将军，期思侯并可为诸曹，皆如言；又荐谒者满宣，立为冀州刺史；言中谒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庙，立止。相荐之信，不当如是乎！”兴曰：“我复见，言君房也。”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鼎贵，上信用之。今欲进，弟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人矣。”

　　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曰：“窃见石显本山东名族，有礼义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尝有过，明习于事，敏而疾见，出公门，入私门。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曰：“窃见长安令兴，幸得以知名数召见。兴事父母有曾氏之孝，事师有颜、闵之材，荣名闻于四方。明诏举茂材，列侯以为首。为长安令，吏民敬乡，道路皆称能。观其下笔属文，则董仲舒；进谈动辞，则东方生；置之争臣，则汲直；用之介胄，则冠军侯；施之治民，则赵广汉；抱公绝私，则尹翁归。兴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坚固，执义不回，临大节而不可夺，国之良臣也，可试守京兆尹。”

　　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皇后父阳平侯禁与显共杂治，奏“兴、捐之怀诈伪，以上语相风，更相荐誉，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语，罔上不道。《书》曰：‘谗说殄行，震惊朕师。’《王制》：‘顺非而泽，不听而诛。’请论如法。”

　　捐之竟坐弃市。兴减死罪一等，髡钳为城旦。成帝时，至部刺史。

　　赞曰：《诗》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久矣其为诸夏患也。汉兴，征伐胡越，于是为盛。究观淮南、捐之、主父、严安之义，深切著明，故备论其语。世称公孙弘排主父，张汤陷严助，石显谮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严、贾出入禁门招权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