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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以后(译序)(2)

时间:2021-02-26   作者: 林少华   点击:

 
    其实“恶”很早就已出现在村上笔下,乃是横穿村上小说世界的另一条干流——虽然此前我们注意的大多是其作品主人公自我呵护之余的“善”、爱心或温情——例如《寻羊冒险记》中的“先生”、《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夜鬼”、《奇鸟行状录》中的渡边升和剥皮鲍里斯,以及《海边的卡夫卡》中的“父亲”或“琼尼·沃克”等。但这些作品中的恶大体是“绝对恶”,并且比较模糊:人物形象模糊、行为方式模糊、时间地点模糊。但《天黑以后》中的则是“相对恶”。并且人物形象清楚:年龄三十五六,扎领带穿皮鞋,架一副金边小眼镜,“长相给人以知性的印象”。行为方式清楚:挥拳殴打、剥光衣物拿走。时间地点清楚:晚间10时52分,“阿尔法城”情爱旅馆404房间。惟一模糊的就是恶与善的界线或者恶的本来面目,而这种模糊的恶或“无面人”的恶恐怕正是交换价值至上的、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的恶的主要形态。它既不同于恐怖分子的恶和萨达姆式极权主义的恶,又不同于太平洋彼岸霸权主义的恶,更不同于杀人放火等一般刑事犯罪分子的恶,它发生在日本社会又不局限于日本社会,因而是更应警惕的恶。
 
    而村上本人也早已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他在2002年一次接受采访当中谈及写完《海边的卡夫卡》之后的打算时说:“往下我想在小说中写的还是关于恶的,想从各个角度去思考恶的表现和形态……下回我想写既是象征性的又有细部现实感那样的恶。归根结底,恶这个东西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同卑鄙、怯懦、想像力匮乏等质素联系在一起的。”(《村上春树编:少年卡夫卡》,新潮社2003年6月版)
 
    村上春树为什么要把“恶”安排为流经作品的一条干流呢?为什么对“恶”的发掘如此执著呢?我想首先是因为创作本身的需要。他在《海边的卡夫卡》出版后不久接受采访时说:“关于恶我始终都在思考。我认为,为了使我的小说具有纵深感和外延性,恶这个东西恐怕还是不可缺少的。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描写恶。”他认为写小说是为了寻求同他人之间的Sympathy(同情)的呼应性或灵魂的呼应性,“为此就必须深入真正黑暗的场所、深入自己身上真正恶的部分,否则产生不了那种共振。即使能够进入黑暗之中,而若在不深不浅的地方适可而止,也还是很难引起人们的共振的——我想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认真构思恶的”。(《村上春树谈〈海边的卡夫卡〉》,见《文学界》杂志2003年4月号)村上不止一次地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自己心目中形式最理想的小说”(其次是《群魔》),他就是想写这种包括恶在内的具有多重视点的“综合小说”。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部作品在窥测、发掘和剖析人性内涵方面可谓出类拔萃之作。
 
    其次一个原因,在于村上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的思考和忧虑,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感。他在1995年11月与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对谈中,一再强调日本战后“尽管进行了许许多多重建,但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清算,没有将那场暴力相对化,而采取了一种“暧昧”以至“狡猾”和“伪善”的态度,因而他对日本日后的走向怀有深刻的危机感,并且是从二十九岁开始写小说以来就怀有的。但在“冷战和经济起飞时期,毕竟有一个社会框架,社会中还存在类似自然治愈力那样的东西,而现在自然治愈力正在社会混沌状态中摇晃和衰弱,frustration(失望)日益加深,所以才会发生奥姆真理教事件”。(前引《文学界》)这使他愈发觉得日本在短时间内就可能出现相当大的变化,可能发生什么甚至已经在发生了,这也促使他放弃了以前的detachment(超然),开始深入思考commitment(介入)这一问题。而如果要commitment,就势必把笔锋指向“恶”——历史的恶、现实的恶、绝对的恶、相对的恶,以至超越善恶的恶。“寻找与社会上通行的善恶等基准和规范不同的线路,是村上作品重要的motif(主题)”。(森达也《对二元论社会的反抗》,《朝日新闻》2004年11月12日)应该说,这一主题在《天黑以后》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
 
    当然,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也有不同的看法,这里略举一二,以备读者参考。2004年9月19日和11月12日《朝日新闻》分别发表了三浦雅士和香山理佳的评论。前者认为:“归根结底,主题在于每一个人所怀有的秘密,不能诉诸语言的秘密、不能互相谈论的秘密。不,秘密本身不是主题。对于怀有不能互相谈论的秘密所带来的悲哀,别人根本无法消除,所能做的无非悄悄并排坐下而已。此乃村上春树独特的主题、独特的旋律、独特的哲学。”后者表示的则是另一种观点:“新作《天黑以后》讲的是少女在一个晚间获得再生的故事。似乎是说如今年轻人的再生和成长已不再发生于同社会相关的场所,而只能发生于在饮食店那种狭小空间所接触之人的范围内。在这里,村上大概想通过即物式描写来正面迎击年轻人的莫名其妙和日本社会的莫名其妙。”
 
    关于本书,最后还需要指出饶有兴味的一点:书中以爱心使姐姐也使自己获得再生的女主人公玛丽,是个会讲中国话的女孩,她从小上的是“中国人学校”,大学是在外国语大学学中文,并且即将赴北京留学。在村上二十几年前写的《去中国的小船》中,“我”坐在港口石阶上,“等待空漠的水平线上迟早会出现的去中国的小船。我遥想中国都市灿然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现在,去中国的小船终于从水平线出现了,主人公即将朝着中国出发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篇译序中有的观点是在同此书的责任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沈维藩先生电话交谈中产生的,因此不妨视之为我们共同的观点。另外,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小林康博先生和北京的颜峻先生为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音乐等方面的疑难问题提供了热情而极具专业水准的帮助,在此谨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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