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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的绿色大街(2)

   “私家侦探什么的可有得赚?”“查莉”问我。
   “不赚。”我回答,“有得赚不就是说有钱进来么!”
   “好个怪人。”“查莉”说。
   “查莉”不知道我是大阔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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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出“在”的牌子时,我大体坐在事务所的人造革沙发上边喝啤酒边听格伦·古尔德的唱片。我特别喜欢格伦·古尔德的钢琴,光他的唱片就有三十八张。
   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六张唱片放在自动转换唱机上,绵绵不断地听格伦·古尔德,喝啤酒。格伦·古尔德听腻了,有时放平·克劳斯比的《白色圣诞节》。
   “查莉”喜欢《A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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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私家侦探所”,但几乎没什么顾客。悉尼绿色大街的居民压根儿没想到要花钱解决什么,况且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给人的感觉似乎与其一个一个解决,还不如相互协调来得快。总而言之,悉尼的绿色大街对于私家侦探来说决不是容易活命的地方。
   偶尔,在“收费低廉”字样的吸引下也有客人赶来,但大部分——当然是对我而言—— 都是无聊透顶的案件。
   什么“我家的鸡两天只生一次蛋是怎么回事”啦,什么“每天早上我家牛奶都被偷走请把犯人逮住”啦,什么“朋友借钱不还请跟他好好说说叫他还回”啦,如此不一而足。
   此类无聊委托我统统一推了事。还用说,我又不是为了照看谁家的小鸡、牛奶和催还几个小钱才当私家侦探的!我所追求的是更富有戏剧性的要案,比如身高两米的镶着蓝色假眼的大管家开着黑漆高级轿车跑来说“为了保护伯爵千金的红宝石您能助以一臂之力吗”,要这等事件才行。
   可是澳大利亚没有什么伯爵千金,休说伯爵,子爵男爵也没一个。伤透脑筋!
   这么着,我每天每天都闲得发慌。或剪指甲,或听格伦·占尔德的唱片,或修理已成古董的自动手枪,或在比萨饼店同“查莉”聊天,以此消磨时光。
   “你别干什么私家侦探了,干点正经事儿如何?”“查莉”说,“印刷工什么的。”
   印刷工?那也不坏,我想,和“查莉”结婚当印刷工,不坏不坏。
   但时下我仍是私家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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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副羊模样的小个子男人从门口进来是在星期五下午。羊模样小个子一闪进屋,先确认是否有人盯梢,然后关门。门很难关严,我上前帮忙,两人一起把门关好。
   “您好!”小个子说。
   “您好!”我应道,“您是……”
   “请叫我羊男好了。”羊男说。
   “初次见面,羊男先生。”
   “初次见面。”羊男说,“您是私家侦探吧?”
   “是的,我是私家侦探。”说罢,我关掉唱机,把格伦·古尔德的《创意曲》放回唱片架,收拾了空啤酒罐,把指甲钳扔进抽屉,劝羊男坐在椅子上。
   “我在找私家侦探。”羊男说。
   “原来这样。”
   “但不晓得去哪里才能找到。”
   “呃呃。”
   “在拐角那个比萨饼店提起来,那个女的告诉我来这里就行。”
   是“查莉”。
   “那么羊男先生,”我说,“请把事情说给我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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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男身穿羊皮罩衣。虽说是罩衣,但不是用粗纹布做的,而是地地道道的羊皮,尾巴和角都带着,惟独手、脚和脸的部位空缺。眼睛蒙着黑眼罩。我不明白这小子何苦非这副打扮不可。入秋到现在已有很多日子了,这副打扮肯定出汗不少,再说走起路来岂不要给小孩子们取笑?莫名其妙!
   “要是热的话,”我说,“就别客气,唔——,就请把上衣脱下。”
   “不不,不客气,”羊男说,“早已经习惯了。”
   “那么羊男先生,”我重复道,“请把事情说给我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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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是想请您把我的耳朵找回来。”羊男说。
   “耳朵?”
   “就是我衣裳上连着的耳朵。喏,这里!”说着,羊男手指脑袋的右上端,眼珠也同时往右上端翻去,“这边的耳朵被揪掉了吧?”
   的确,他的羊皮衣裳右侧的耳朵——从我这边看为左侧——被揪掉不见了。左耳好端端连着。这以前我还一次也没想过羊有怎样的耳朵。羊耳那东西应该是扁平扁平的,忽扇忽扇地往两边支出,
   “所以想请您把耳朵找回来。”羊男说。
   我拿起桌子上的便笺和圆珠笔,用圆珠笔头“橐橐”地敲着桌面。
   “请谈一下具体情况。”我说,“被揪掉是什么时候?谁揪的?还有,你到底是谁?”
   “被揪掉是三天前,羊博士揪的。还有,我是羊男。”
   “得得。”


作品集村上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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