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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 第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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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墙!
  红墙!
  你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神秘?
  你怎么老是弄得人紧紧张张、奇奇怪怪的?
  我一直在想,父亲晚年古怪的才也好,病也罢,肯定跟他在红墙里头秘密的工作是有关的。换句话说,这些可能都是父亲的职业病,职业的后遗症。因为职业的神秘,以至职业病也是神神秘秘的,叫人看不懂,想不透。
  解铃还得系铃人。我想,既然父亲的病可能是由他的职业引起的,那么红墙里的人也许会知道怎么对付它。就这样,有一天我找到老王局长,他来过我家几次,给我印象好像对父亲挺关心的。王局长听我说完父亲的病情后,久久没有吱声,既没有惊异也没有同情,只是有一种似乎很茫然的表情。他问我父亲现在在哪里,我说在家里,他就让秘书拿了两条烟,跟我回家来。来到家里,我看门开着,而父亲却不在家里,问守门的老大爷,老大爷说我父亲绝对不可能离开院子的,因为他半个小时前还看见过我父亲,就在院子里。但我们把整个院子都找遍了,也没见父亲的影子,好像父亲凌空飞走了似的。结果你想父亲在哪里?就在我家前面那栋楼的楼道里!我们找到他时,他正拿着我们家的钥匙,在反复开着人家的门,你说荒唐不荒唐?连自己家都认不得了!我们带他回家,可是一进家门,父亲又退出来,坚决说这不是我们家。我简直拿他没办法。可王局长似乎马上想到了办法,他让我带父亲先出去,过了一会,他又出门来喊我们回去。走进家时,我注意到家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沙发上的套子不见了,原来放在餐桌的鲜花被移到了茶几上,还有一些小摆设也被挪动了位置,而父亲恰恰看了这些变动后,相信这就是我们家。你说奇怪不奇怪?太奇怪了!
  这天,王局长在告别时,教了我一个对付父亲犯糊涂病的办法,说以后父亲要对什么一下犯了糊涂,我们不妨将父亲眼前的东西临时做一点改变,就像他刚才把房间里几件小东西挪了挪位置一样。说真的,开始我不相信,但试过几次后,发现这一招还真灵验,比如有时候他突然把我和阿兵当作另一个人时,我们只要换件衣服或者变换一下发型什么的,他也就跟梦醒似的又重新认识我们了。其他情形也是这样,反正只要我们“随机应变”,犯病的父亲就会“如梦初醒”。后来,我们还不经意发现了一个“绝招”就是:只要家里开着电视机或者放着广播,他就不会犯“家不是家”的糊涂。这可能是因为电视画面和收音机里的声音随时都在变化的缘故吧。有了这个“发现”后,我们当然减少了一个大麻烦,起码让他回家是不成什么大问题了。但新的麻烦还是层出不穷的,比如今天他把某个人弄错了,明天又把某句话的意思听反了,反正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的,什么稀奇古怪的洋相都出尽了。你想想,他老是这样,红墙里的人也许能理解,不是红墙里的人会怎么想他?到后来,院子里很多家属都说父亲犯了神经病,躲着他。
  你想想看,这样一个人,随时都可能犯病的人,谁还敢让他单独出门?不敢的,出了门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事?什么事都可能闹出来!所以,后来父亲出门时我们总是跟着他,跟着他出门,跟着他回家,就像一个小孩子,一会儿不跟,我们就可能要到处去找才能把他找回来。当然,阿兵在家的时候,这似乎还不成问题,可到下半年,阿兵去省城上学了,读研究生了。我说过的,本来我们想借此把家搬去省城,为的是让父亲有下棋的对手,现在看一来不必要了,二来也不可能了。父亲这样子还能去哪里?只能呆在这个院子里!这里的人大家都熟悉,父亲有个三长两短什么的,人们能够谅解,也安全,去了省城,人生地不熟,不出事才怪呢。可是阿兵走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顾了工作就顾不了父亲,顾了父亲又顾不了工作,怎么办?我只好又去找王局长。王局长也没办法,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把父亲送到医院。
  我知道,父亲是不愿去医院的,可王局长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不愿意也只有愿意了。对组织上的决定,父亲一向是不讲条件的。通过王局长的努力,父亲没有被可怕地送进精神病院,而是进了灵山疗养院。这个结果我是满意的,把父亲送到疗养院,我看那里的环境、条件、气氛,包括离家的路程,都比我想的要好,心头就更满意了。没想到,我满意还不到三天就又后悔了。深深地后悔了……
  这一天,疗养院打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我和王局长赶去“解决事情”,一到疗养院,站在父亲住的楼下,我就听到父亲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冲上楼,看父亲的房间的门被一条临时找来的铁链锁着,父亲像个被冤枉的囚犯一样乱叫乱喊着。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他也不知道,已经关了他几个小时,快4点钟了,连中午饭都还没给他吃。王局长带我去找院领导,本来还想控诉他们的,可听疗养院领导一说起事情原委,我们就无话可说了。原来院里有个护士姓施,很年轻,大家都喊她小施小施的,你知道家里人都喊我小思,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引发了父亲的糊涂病,把小施当作了我,上午她来收拾房间,父亲突然对她有些过分的亲切,小施生了气就拂袖走了,结果父亲又追出来,又喊又追的,把小施吓得惊惊乍乍的。就这样,这里的人把父亲当作“流氓”关了起来。我们解释说这是怎么回事,这里的人照样振振有词地指责我们,说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应该把父亲送到他们这来,他们这是疗养院,不是精神病院。这话说得并不算错,因为确实是我们不对,让我气的是,当时有人居然提出要我们给那个小施道歉,还要赔偿精神损失费,那么我想,我父亲的精神都已经“损失”成这样了,我们又去找谁赔偿呢?
  疗养院的事就这么结束了,满打满算父亲只呆了三天,然后想呆也呆不成了,于是又回到了家里。人是回来了,但我心里还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父亲平平安安地把余生度过去,说幸福已经是想也不敢想了,只要平安,平平安安,我们就满足了。有人建议我把父亲送去精神病院,这我是坚决不同意的。这不等于是把父亲丢了?我想,我就是不要工作,也不能把父亲送去那里。这不是个道理问题,而是感情问题。我的感情不允许我做出这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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