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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地方的相处，亦不能一门心思学西洋。西洋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皆
只是权力关系的规定，原从其封建蜕变而来，依据对内征服的程度及对外御侮的
需要作成的，故中央与地方皆其权力有限制，而各各是个不完全，虽再加上现代
产业的国家机关化而益益中央集权，亦总是使人不舒服的。中国则过去天子的是
朝廷，而诸侯的乃至郡守县令的亦皆是朝廷，却又侯国之相与郡守县令皆由中央
任免，都遵守中央的法度，若论地方权力之大与中央权力之大，皆莫过于此，而
作成了大一统，虽有时或藩镇割据，亦只是天下有道则台，无道则离，问题多不
在制度，连民国初年的督军团亦如此。
要说制度，则民国初年的督军团实承历朝的方伯藩镇总督制而来，而北伐之
后亦冀察、华中及西南皆有政务委员会，山西云南及关外又皆半独立，乃至中共
来了，亦仍有「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等，这都是很自然的，
虽然现在他们怕不能集权，又要改变，但能不能号令天下仍与集权或分权是两回
事。可是国民政府那时要以武力及金融的力量求统一，知识分子又主张要以民主
求统一，殊不知用武力及金融的力量也罢，用民主的力量也罢，皆还需有中国政
治的好性情，它是传统的，同时它又是新的。其实统一算得什么，西洋那样的也
能中央集权，中共这样的也能中央集权，我们是还要能统一得好。
现在想起来，当时国民政府与文化人相处得不好，那毋宁是由于文化人的无
知。政府之所为，大体上都是对的。党治是知性指导政治。遵奉国府是为建立中
华民族的行动的中心。敬仰服从领袖，这又是极自然的，因为蒋介石继承孙先生
领导革命，是世界性的中国民族的英雄，民间原来都敬他爱他的，惟有文化人纔
是歪曲他们自己的感情。国民党就只在说明上太不够了。一部尚书，重在记言，
说明行事的理，旧约里所以说「太初有言」。国民党的言语应该是像风吹花开的
风。
当然不止是国民党人之责，而亦是凡文化人之责，应于五四之后来一个更高
华的思想运动，纔配得起北伐与抗战的。五四的是希腊的精神与十九世纪欧洲的
知识。但彼时已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前后，物理学上的与古文明国史实的发见
，一反十九世纪的常识。从来革命的新风，没有像大自然的与文明的发见所卷起
的新风那样强烈而显明的。中华民国的革命的言语是要与这个结合起来。
史上每一次的革命的气运都是延续到数十年之久的。北伐后采用美国式的教
育，学生为对学校考试制度的反动，与因毕业后没有出路而被共产党利用，品气
低了。当时是一般文化人的品气都比五四时代的庸俗化了。然而每逢一次新的局
面，他们又会忽然地跳出这种低级的情绪，而为豁达的求知。
革命的余势可以到达很远。日本明治维新的余势为西南战役、日清与日俄战
役。中国辛亥革命的余势为北伐、剿共与抗战，以至于今犹辽辽末央。所以像北
伐抗战都有风光，事后令人想念之不尽。便如剿共，亦曾是有风光的。革命可以
相忘于一个大的行动，尤其是像抗战，那行动就是革命的表现的一切，革命的意
思与色相都在这里了。然而也还是要言──革命的新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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