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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森林(第十一章)(2)

 
  实际也是如此。我们通过生而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而直子的死还使我明白:无论谙熟怎样的真理,也无以解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地软弱无力——我形影相吊地倾听这暗夜的涛声和风响,日复一日地如此冥思苦索。我喝光了几瓶威士忌,啃着面包,喝着水筒里的水,满头沾满沙子,背负旅行背囊,踏着初秋的海岸不断西行、西行。
 
  一个秋风阵阵的傍晚,我正躲在废船阴影里裹着睡袋满面流泪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渔夫走来,递我一支烟。我足有十个月未曾吸烟,便接过吸了一口。他问我为什么哭,我几乎条件反射地谎说母亲死了,所以悲伤得四处游浪。他从内心同情我,从家里拿来一瓶清酒和两只杯子。
 
  在风声呼啸的海滩,两人举杯对饮。渔夫说他16岁死了母亲,说他母亲尽管身体不太结实,却从早到晚拼命劳作,结果积劳成疾,死了。我边喝酒边心不在焉听他说着,哼哈应付一两声。在我听来,仿佛发生在远不可及的世界里。这何足为奇!我不由陡然一阵心头火起,恨不得狠狠掐住这家伙的脖子。你母亲算什么?你说!我失去了直子,那般完美无暇的肉体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而你却在罗罗嗦嗦地大谈什么你母亲!
 
  但这股怒气旋即烟消云散。我合上眼睛,似听非听地茫然听着渔夫没头没脑的话。过一会儿,他问我吃了饭没有。我回答吃是没吃,但背囊里有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问午间吃了什么,我说吃了面包、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于是叫我在这里等候,起身走开。我想劝阻,但他头也没回地倏忽隐没在黑暗中了。
 
  没奈何,我便一人独饮。沙滩上满是烟花屑,海浪大发雷霆般地轰隆隆猛扑上来,在岸边摔得粉碎。一只瘦骨鳞峋的狗摇着尾巴跑近,围着我燃起的炊火摇头晃脑转了几圈,寻找可吃的东西,发现一无所有,失望地走开了。
 
  过了30多分钟,刚才那位年轻渔夫手提两个“寿司”饭盒和一瓶新酒折回来。“这个吃掉!”他说,“下面的饭卷是紫菜和油炸豆腐包的,明天再用。”他把一升瓶装酒倒进自己杯里,给我的杯子也斟了。我谢过他。一个人吃了足够两人吃的“寿司”饭。随后两人喝起酒来,喝到不能再喝下去的时候,他叫我去他家住,我推说自己一个人睡在这里更好,他没再硬功。临分手时,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四折的五千元钞票,塞进我衬衣兜里,叫我买点什么营养品吃,说我脸色难看得很。我谢绝说已经承蒙如此款待,哪里还能再要钱,但他执意不收回。说这不是钱,是他的心意,叫我别多想,拿着就是。我只好道谢收下。
 
  渔夫走后,我地记起高中三年时第一次睡过的女友,在她身上自己做的何等残酷!想到这点,我心里感到一阵冰冷,无可救药的冰冷。我几乎从未思考过她会作何想法,有何感受,以及心灵受何刺激。甚至至今都未好好想过她一下。其实她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儿,只是当时我将那种温柔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丝毫未加珍惜。她现在做什么呢?能够原谅我么?我想。
 
  我心里难受得不行,一口吐在废船旁边,由于酒喝过量,脑袋开始发痛。加之对渔夫扯谎,还拿了他的钱,更觉怏怏不快。我想差不多该是返京的时候了。总不能长此以往,无尽无休。我将睡袋卷起塞进背囊,扛着朝国营铁路车站走去,问站务员现在回东京应如何乘车,他查了时刻表,告诉说若能碰巧赶上夜行车,翌日一早即可抵大皈,再从那里转乘新干线去东京。我道声谢谢,用渔夫送给的五千元钞票买了到东京的车票。候车时间里,我买份报纸看了眼日期:1970年10月2日。就是说我正好连续旅行一个月。心想这回横竖得重返现实世界了。
 
  一个月的旅行并未使我的情绪豁然开朗,也没有缓解直子的死给我的打击。我以同一个月前几无变化的心境返回东京,甚至连给绿子打电话都不可能。我不知到底应怎样对她开口。我能说什么呢?一切都过去了,和你两人幸福地生活吧——这样说合适吗?我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话。但不管怎样来说,也无论采取怎样的说法,最终应说的事实惟有一个:直子死了,绿子剩下。直子已化为白灰,绿子作为活生生的人存留下来。
 
  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个污秽不堪的人。返京以后,我仍然一个人在房间里闷了好几天。我为直子准备的房间下着百叶窗,家具盖着白布,窗棂薄薄落了一层灰。我在这样的房间里度过了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想起了木月。喂,木月,你终于把直子弄到手!也罢,她原本就属于你的。说到底,恐怕那里才是她应去的地方。在这个百孔千疮的生者世界上,我对直子已尽了我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并为同直子共同走上新的人生之途而付出了心血。不过可以了,木月,还是把直子归还给你,想必直子选择的也是你。她在如同她内心世界一般昏黑的森林深处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我说木月,过去你曾把我的一部分拽进死者世界,如今直子又把我的另一部分拖到同一境地。有时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了博物馆管理人——在连一个参观者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博物馆里,我为自己本身负责那里的管理。
 
  ※
 
  回京第四天,接到玲子的信。信封贴着快信邮票。内容极简单:“一直未同你联系,十分放心不下。望打电话来。早上9点和晚上9点我在以下电话号码的电话机前等候。”
 
  晚间9点,我拨通信上的电话号码,玲子马上拿起听筒。
 
  “好吗?”她问。
 
  “凑合活着。”我说。
 
  “喂,后天去见你可以么?”
 
  “见我?来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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