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森林（第十一章）(2)

 

　　实际也是如此。我们通过生而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而直子的死还使我明白：无论谙熟怎样的真理，也无以解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地软弱无力——我形影相吊地倾听这暗夜的涛声和风响，日复一日地如此冥思苦索。我喝光了几瓶威士忌，啃着面包，喝着水筒里的水，满头沾满沙子，背负旅行背囊，踏着初秋的海岸不断西行、西行。

 

　　一个秋风阵阵的傍晚，我正躲在废船阴影里裹着睡袋满面流泪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渔夫走来，递我一支烟。我足有十个月未曾吸烟，便接过吸了一口。他问我为什么哭，我几乎条件反射地谎说母亲死了，所以悲伤得四处游浪。他从内心同情我，从家里拿来一瓶清酒和两只杯子。

 

　　在风声呼啸的海滩，两人举杯对饮。渔夫说他１６岁死了母亲，说他母亲尽管身体不太结实，却从早到晚拼命劳作，结果积劳成疾，死了。我边喝酒边心不在焉听他说着，哼哈应付一两声。在我听来，仿佛发生在远不可及的世界里。这何足为奇！我不由陡然一阵心头火起，恨不得狠狠掐住这家伙的脖子。你母亲算什么？你说！我失去了直子，那般完美无暇的肉体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而你却在罗罗嗦嗦地大谈什么你母亲！

 

　　但这股怒气旋即烟消云散。我合上眼睛，似听非听地茫然听着渔夫没头没脑的话。过一会儿，他问我吃了饭没有。我回答吃是没吃，但背囊里有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问午间吃了什么，我说吃了面包、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于是叫我在这里等候，起身走开。我想劝阻，但他头也没回地倏忽隐没在黑暗中了。

 

　　没奈何，我便一人独饮。沙滩上满是烟花屑，海浪大发雷霆般地轰隆隆猛扑上来，在岸边摔得粉碎。一只瘦骨鳞峋的狗摇着尾巴跑近，围着我燃起的炊火摇头晃脑转了几圈，寻找可吃的东西，发现一无所有，失望地走开了。

 

　　过了３０多分钟，刚才那位年轻渔夫手提两个“寿司”饭盒和一瓶新酒折回来。“这个吃掉！”他说，“下面的饭卷是紫菜和油炸豆腐包的，明天再用。”他把一升瓶装酒倒进自己杯里，给我的杯子也斟了。我谢过他。一个人吃了足够两人吃的“寿司”饭。随后两人喝起酒来，喝到不能再喝下去的时候，他叫我去他家住，我推说自己一个人睡在这里更好，他没再硬功。临分手时，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四折的五千元钞票，塞进我衬衣兜里，叫我买点什么营养品吃，说我脸色难看得很。我谢绝说已经承蒙如此款待，哪里还能再要钱，但他执意不收回。说这不是钱，是他的心意，叫我别多想，拿着就是。我只好道谢收下。

 

　　渔夫走后，我地记起高中三年时第一次睡过的女友，在她身上自己做的何等残酷！想到这点，我心里感到一阵冰冷，无可救药的冰冷。我几乎从未思考过她会作何想法，有何感受，以及心灵受何刺激。甚至至今都未好好想过她一下。其实她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儿，只是当时我将那种温柔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丝毫未加珍惜。她现在做什么呢？能够原谅我么？我想。

 

　　我心里难受得不行，一口吐在废船旁边，由于酒喝过量，脑袋开始发痛。加之对渔夫扯谎，还拿了他的钱，更觉怏怏不快。我想差不多该是返京的时候了。总不能长此以往，无尽无休。我将睡袋卷起塞进背囊，扛着朝国营铁路车站走去，问站务员现在回东京应如何乘车，他查了时刻表，告诉说若能碰巧赶上夜行车，翌日一早即可抵大皈，再从那里转乘新干线去东京。我道声谢谢，用渔夫送给的五千元钞票买了到东京的车票。候车时间里，我买份报纸看了眼日期：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日。就是说我正好连续旅行一个月。心想这回横竖得重返现实世界了。

 

　　一个月的旅行并未使我的情绪豁然开朗，也没有缓解直子的死给我的打击。我以同一个月前几无变化的心境返回东京，甚至连给绿子打电话都不可能。我不知到底应怎样对她开口。我能说什么呢？一切都过去了，和你两人幸福地生活吧——这样说合适吗？我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话。但不管怎样来说，也无论采取怎样的说法，最终应说的事实惟有一个：直子死了，绿子剩下。直子已化为白灰，绿子作为活生生的人存留下来。

 

　　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个污秽不堪的人。返京以后，我仍然一个人在房间里闷了好几天。我为直子准备的房间下着百叶窗，家具盖着白布，窗棂薄薄落了一层灰。我在这样的房间里度过了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想起了木月。喂，木月，你终于把直子弄到手！也罢，她原本就属于你的。说到底，恐怕那里才是她应去的地方。在这个百孔千疮的生者世界上，我对直子已尽了我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并为同直子共同走上新的人生之途而付出了心血。不过可以了，木月，还是把直子归还给你，想必直子选择的也是你。她在如同她内心世界一般昏黑的森林深处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我说木月，过去你曾把我的一部分拽进死者世界，如今直子又把我的另一部分拖到同一境地。有时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了博物馆管理人——在连一个参观者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博物馆里，我为自己本身负责那里的管理。

 

　　※

 

　　回京第四天，接到玲子的信。信封贴着快信邮票。内容极简单：“一直未同你联系，十分放心不下。望打电话来。早上９点和晚上９点我在以下电话号码的电话机前等候。”

 

　　晚间９点，我拨通信上的电话号码，玲子马上拿起听筒。

 

　　“好吗？”她问。

 

　　“凑合活着。”我说。

 

　　“喂，后天去见你可以么？”

 

　　“见我？来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