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森林(第七章)(6)

 

　　“这——怎么说呢？我又没亲自目睹过革命，无可奉告。”

 

　　“假如这也算是革命，我才不希罕什么革命！我肯定因为只往饭团里放酸梅干而被拉去枪毙。你也定然同样下场——由于能彻底弄懂假定形的缘故。”

 

　　“有可能。”

 

　　“哼，我早看透了：我是平头百姓，革命发生也罢不发生也罢，平头百姓还不同样只能在窝窝囊囊的地方委屈求生！何谓革命，无非更换一下政府名称。可那些人根本不懂得这点，那些卖弄陈词滥调的家伙。你可见过税务员？”

 

　　“没有。”

 

　　“我不知见过多少次。横冲直闯地跑到我家大吼大叫：什么呐，这账簿？你们做的什么混账买卖！这就是经费？把收据拿出来，收据！吓得我们缩在墙角里大气不敢出，到吃饭时候，还要献上特级寿司。其实，我爸爸一次都没逃税漏税，真的。他就是那样的人，古板得很。尽管这样，税务员还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收入是不是太少了等等。笑话，收入少不是因为赚得不多吗！我听了，心里憋屈得要死。恨不得朝他们发一顿脾气，叫他们找有钱人算账去。喂喂，你以为革命爆发后税务员的态度会改变？”

 

　　“极可怀疑。”

 

　　“既然那样，我才不信什么革命哩！我只信爱情。”

 

　　“好！”我说。

 

　　“好！”绿子异口同声。

 

　　“我们往哪边走呢，这是？”我问。

 

　　“医院呗。我爸爸住院，今天该我陪伴一天，轮到我了。”

 

　　“你爸爸？”我吃一惊，“你爸爸不是去乌拉圭了么？”

 

　　“骗你，那是。”绿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很早以前他就吵着要去乌拉圭，哪里去得成。说实在的，连东京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几处。”

 

　　“病情如何？”

 

　　“说痛快点，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不再做声，默默移着脚步。

 

　　“这个瞒不过我，因为和妈得同一种病，脑肿瘤。你能信？我妈妈因这种病刚死两年，这回又找到我爸爸头上。”

 

　　大学附属医院里边，也是由于星期日的关系，到处挤满探病的人和轻患者，混乱不堪；而且充溢着显然是医院特有的气味儿。消毒药味儿、探病花束味儿、小便味儿、被褥味儿混在一起，把医院整个笼罩其中，护士踏着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在里面走来走去。

 

　　绿子父亲住的是两人一个的房间，他躺在前面那张床上。躺着的姿势，不禁使人想起身负重伤的小动物。他侧着脸，瘫痪般地躺在那里，打点滴的左臂软绵绵地探出，身子纹丝不动。给人的印象是：他本来就长得又瘦又小，而这以后似乎还要更加瘦小下去。头上缠着白绷带，苍白的胳膊上布满注射或打点滴的点点遗痕。他眼睛半睁半闭，茫然注视着空间的某一点。我进去时，他略微转动一下布满血丝的眼，看着我们。大约看了１０秒钟，便收回极其微弱的视线，重新盯视空间中的一点。

 

　　一看那眼睛，便可知道他已不久人世。从他身上，几乎看不到生命力的跃动，有的不过是垂危生命的蛛丝马迹而已，就像一座破旧的房屋——一座搬出所有家具和拉门隔扇而只等拆毁的房屋。干裂的嘴唇四周，乱糟糟地生着杂草样的胡子。我不由纳闷，生命力枯竭到如此地步的人居然会生出这等繁茂的胡须。

 

　　绿子对躺在靠窗那张床上的微胖的中年男子道了声“您好”。对方仿佛已口齿不灵，只是微笑着点下头，然后咳嗽了两三声，拿起枕边的水杯喝了一口，磨磨蹭蹭地翻过身子，眼望窗外。窗外只有电线和电线杆，此外一无所见，连云影都没有。

 

　　“怎么样，爸爸，精神好些？”绿子对着她父亲的耳穴说道，简直像是在试麦克风。“怎么样，今天？”

 

　　她父亲哆哆嗦嗦动了动嘴唇，说“不大好”。那其实不是说，而似乎在把喉头深处的干空气勉强换成语言。“头。”他说。

 

　　“头痛？”绿子问。

 

　　“嗯。”父亲应道。看来很难一连吐出四个音节。

 

　　“那也是没办法的。刚动过手术，肯定痛的。知你不好受，还是得忍一忍才行。”绿子说，“这是渡边君，我的朋友。”

 

　　我说了句“打扰了”。这位父亲半张了下嘴，随即又合上了。

 

　　“坐呀。”绿子指着床腿旁一把圆塑料椅说。我便顺从地弯腰坐下。绿子给父亲喝了一点壶里的水，问道要不要吃水果或果子冻。父亲说不要。绿子说还是要吃点才是。“吃了。”他回答。

 

　　床头有个床头柜样的小桌，上面放着水壶、水杯、碟和小钟。绿子从桌下一个大纸袋里掏出备换的睡衣、内衣和一些零碎物品，整理一番，放入门旁的贮物柜里。纸袋最底层装有给病人准备的食物：葡萄柚两个，果子冻和三根黄瓜。

 

　　“黄瓜？”绿子吃惊地失声叫道，“这里怎么又冒出黄瓜来了？姐姐这人想什么来着？活见鬼！本来电话里交待得清清楚楚，根本没让她买什么黄瓜，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