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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的掌故(并徐匀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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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先生:
  
  由最近一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沪上的文艺界,近来为着革命文学的问题,闹得十分嚣。”有趣极了!这问题,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艺界,同样也剧烈的争论过。但闹得并不“嚣”,战区也不见扩大,便结束。大约除了成都,别处是很少知道有这一回事的。
  
  现在让我来简约地说一说。
  
  这争论的起原,已经过了长时期的酝酿。双方的主体——赞成革命文学的,是国民日报社。——怀疑他们所谓革命文学的,是九五日报社。最先还仅是暗中的鼎峙;接着因了国民政府在长江一带逐渐发展,成都的革命文学家,便投机似的成立了“革命文艺研究社”,来竭力鼓吹无产阶级的文学。而凑巧有个署名张拾遗君的《谈谈革命文学》一篇论文在那时出现。于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学家的怒,两面的战争,便开始攻击。
  
  至于两方面的战略:革命文学者以为一切都应该革命,要革命才有进步,才顺潮流。不革命便是封建社会的余孽,帝国主义的爪牙。同样和创造社是以唯物史观为根据的。——可是又无他们的彻底,而把“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并为一谈。——反对者承认“革命文学”和“平民文学”“贵族文学”同为文学上一种名词,与文学革命无关,而怀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圣不可侵犯。且文学不应如此狭义;何况革命的题材,未必多。即有,隔靴搔痒的写来,也未必好。是近乎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加入这战团的,革命文学方面,多为“清一色”的会员;而反对系,则半属不相识的朋友。
  
  这一场混战的结果,是由“革命文艺研究社”不欲延长战线,自愿休兵。但何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测的。关于那次的文件,因“文献不足”,只好从略。
  
  上海这次想必一定很可观。据我的朋友抄来的目录看,已颇有洋洋乎之概!可惜重庆方面,还没有看这些刊物的眼福!
  
  这信只算预备将来“文坛的掌故”起见,并无挑拨,拥护任何方面的意思。
  
  废话已说得不少,就此打住,敬祝撰安!
  
  徐匀〔2〕。十七年七月八日,于重庆。
  
  回信
  
  徐匀先生:
  
  多谢你写寄“文坛的掌故”的美意。
  
  从年月推算起来,四川的“革命文学”,似乎还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学论集》〔3〕(书名大概如此,记不确切了,是丁丁编的)的余波。上海今年的“革命文学”,不妨说是又一幕。至于“嚣”与不“嚣”,那是要凭耳闻者的听觉的锐钝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学”战场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状,不得而知。但向他们屁股那面望过去,则有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4〕,《文化批判》,《流沙》〔5〕,蒋光X(恕我还不知道现在已经改了那一字)拜帅的《太阳》〔6〕,王独清领头的《我们》〔7〕,青年革命艺术家叶灵凤独唱的《戈壁》〔8〕;也是青年革命艺术家潘汉年编撰的《现代小说》〔9〕和《战线》;再加一个真是“跟在弟弟背后说漂亮话”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10〕。但前几天看见K君对日本人的谈话(见《战旗》七月号)〔11〕,才知道潘叶之流的“革命文学”是不算在内的。
  
  含混地只讲“革命文学”,当然不能彻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挂出来的招牌却确是无产阶级文学,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观为根据,则因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讲无产阶级文学,便不免归结到斗争文学,一讲斗争,便只能说是最高的政治斗争的一翼。这在俄国,是正当的,因为正是劳农专政;在日本也还不打紧,因为究竟还有一点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还说可以组织劳动政党。中国则不然,所以两月前就变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艺”,并且根据了资产社会的法律,请律师大登其广告,来吓唬别人了。
  
  向“革命的智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12〕,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我以为这是很可惜,也觉得颇寂寞的。
  
  但这是就大局而言,倘说个人,却也有已经得到好结果的。例如成仿吾,做了一篇“开步走”和“打发他们去”,又改换姓名(石厚生)做了一点“玸鲁迅”〔13〕之后,据日本的无产文艺月刊《战旗》七月号所载,他就又走在修善寺温泉的近旁(可不知洗了澡没有),并且在那边被尊为“可尊敬的普罗塔利亚特作家”,“从支那的劳动者农民所选出的他们的艺术家”了。
  
  鲁迅。八月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日《语丝》第四卷第三十四期,原题《通信·其一》,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
  
  〔2〕徐匀未详。
  
  〔3〕《革命文学论集》应为《革命文学论》,丁丁编。收入当时讨论革命文学的论文十七篇,一九二七年上海大新书局出版。丁丁,当时的一个投机文人,后来堕落为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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