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森林(第二章)(2)
时间:2015-12-08 作者:村上春树 点击:次
房间里因都是男人,大多脏得一塌糊涂。垃圾篓底沾着已经发霉生毛的桔子皮,代替烟灰缸用的空罐里烟头积了10多厘米,里面一冒烟,使用咖啡啤酒什么的随手倒进浇灭,发出令人窒息的酸味儿。碟碗则没有一个不黑糊糊的,里外沾满无名脏物。地板上散乱仍着速食面包袋、空啤酒瓶什么以及什么器皿的封盖之类。没有一个人想起过用扫帚把它们扫在一起或用垃圾铲铲倒垃圾篓里。风一吹来,灰尘便在地板上翩翩起舞,而且,每个房间都充斥一股难闻的气味。虽然气味多少有所不同,但其成分都是毫无二致:汗、体臭,加上垃圾。大家全都把要洗的东西塞到床下。没有一个人定期晾晒被褥,于是那被褥算是彻底吸足了汗水,释放出不可救药的气味。我现在还感到不可思议:在那般混浊状态中居然没有发生致命的传染病。
不过相比之下,我的房间却干净的如同太平间,地板上纤尘不然,窗玻璃光可鉴人,卧具每周晾晒一次,前臂在笔筒内各得其所,就连窗帘每月都少不得洗涤一回,这都因为我的同室者近乎病态地爱洁成癖。我告诉别人说:“那家伙练窗帘都洗!”但谁都摇头不信。谁也不知窗帘乃常洗之物。他们认定:窗帘是半永久性垂在窗口的附件,并且说“那小子性格异常”,随后又都称其为“纳粹党”或“敢死队”。
我的房间连美人画都没贴,而代之以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摄影。我贴果*体画的时候,他开口道:“我说渡边君,我,我可不大欣赏那玩艺儿哟!”然后伸手取下,以运河画取而代之。我也并非很想贴那果*体,便没表示异议。来我房间玩的人看了这运河摄影画,都问是何物,我说:“敢死队看着它手*来着。”我本来是开玩笑说的,大伙却轻率地信以为真。由于大家信得太轻率了,连我自己不久也以为可能真有其事。
由于我同敢死队住在一起,大家都对我表示同情,但我本人却无甚反感。只要我洁身自好,他便概不干涉。作为我,反倒有些求之不得:地板他扫,被褥他晒,垃圾他倒。要是我忙得三天没进浴池,他便嗅了嗅,劝我最好洗澡去,甚至还提醒我该去理发店剪一剪鼻毛。麻烦的是只消发现一条小虫,他就拿起杀虫剂喷雾器满屋喷洒不止。这时我只好到隔壁的混乱地带避难。
敢死队在一间国立大学攻读地理学。
“我嘛,是学地、地、地图的。”刚见面是他对我这样说。
“喜欢地图?”我问。
“嗯。大学毕业,去国土地理院、绘地、地、地图。”
于是,我不禁再次感叹:世上果然有多种多样的希望,人生目标也各所不同。我来东京后一开始便发出诸多感叹,此其一。不错,假若没有几个人对绘制地图怀有兴趣和强烈热情——人多了怕也大可不必——那是有些不好办。不过,想进国土地理院的却是每说到“地图”两字便马上口吃之人,也真是有些奇妙。他也不总是口吃,但一说到“地图”一词,便非口吃不可,百分之百。
“你、你学什么?”他问。
“戏剧。”我答说。
“戏剧?就是演戏?”
“不不,那不是的。是学习和研究戏曲。例如拉辛啦易卜生啦莎士比亚啦。”
他说,除了莎士比亚外都没听说过。其实我也半斤八两,只记得课程介绍上这样写的。
“不管怎么说,你是喜欢的喽?”
“也不是特别喜欢。”我说。
我这回答使他困惑起来。一困惑,口吃便更厉害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件十分对不起人的事。
“学什么都无所谓,对我来说。”我解释道,“民族学也罢,东洋史也罢,什么都行。连看中这戏剧,也纯属偶然,如此而已。”这番解释,自然还是没能使他理解。
“我不明白,”他真的一副不明白的脸色,“我、我嘛,因为喜欢地、地、地图,才学地、地、地图的。为了这个,我才让家里寄、寄钱,特意来东京上大学。你却不是这样……”
他讲的自然是正论,我不便再解释了。随后我们用火柴杆抽签,决定上下床。结果他住上床,我在下床。
他身上的打扮,总是白衬衫黑裤子和蓝毛衣。光头,高个儿,颧骨棱角分明。去学校时,时常一身学生服。皮鞋和书包也是一色黑,看上去俨然一个右翼学生。也正因如此,周围人才叫他是“敢死队”。但说实话,他对政治百分之百的麻木不仁。不过是嫌选购西装麻烦罢了。他所留心的仅限于海岸线的变化和新铁路隧道的竣工之类。每当接触这方面的话题,他便结结巴巴地一讲一两个小时,直到我抽身溜走或睡着才住嘴。
清晨6点,他随着足可代替闹《君之代》歌声起床。看来那故弄玄虚的升国旗仪式也并非毫无效用。旋即穿衣,去洗脸间洗漱,洗脸时间惊人地长,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把满口牙一颗颗拔下来刷洗一遍。返回房间后,便“噼噼啪啪”地抖动毛巾,小心翼翼地按平皱纹后,放在暖气片上烘干,并把牙膏和香皂放回搁物架。随后,拧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
我晚间看书看得很晚,一觉睡到早上8点多钟。所以即便他起来弄得簌簌作响。甚至打开收音机作广播体操,一般我都只管大睡其觉。可是,惟独到了广播体操那跳跃动作部分,却是非醒不可。不容你不醒。因为他跳跃之时——也确实跳得相当之高——便把床板震的上下颤抖。头三天,我都忍了。听人说集体生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忍耐的。但到第四天早上,我认识到可不能再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