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4)

6
    那一回和小舅、小舅妈在碱摊上晒太阳，直到天色向晚。天色向晚时，小舅妈站起身来，往四下看看。夕阳照在她的身体上，红白两色，她好像一个女神。如果详加描写，应该说到，她的肩头像镜子一样反光，胸前留下了**的阴影。在平坦的小腹上，有一蓬毛，像个松鼠尾巴──我怀疑身为外甥这样描写舅妈是不对的──然后她躬下身来穿裤子，我也该回学校了。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小舅妈的果*体，以后再也没机会。早知如此，当初真该好好看看。

    说过了小舅妈，就该说到小舅。小舅的案子后来平了反，法院宣布他无罪，习艺所宣布他是个好学员。油画协会恢复他的会员资格，重新发给他执照，还想选他当美协的理事。谁知小舅不去领执照，也不想入油协。于是有关部门决定以给脸不要脸的罪名开除小舅，吊销他的画家执照。但是小舅妈不同意他们这样干，要和他们打官司，理由是小舅既然没有重入美协，也没有去领执照，如何谈得上开除和吊销。但是小舅妈败诉了。法院判决说，油画协会作为美术界的权力机关，可以开除一切人的会员资格，也可以吊销一切人的画家执照，不管他是不是会员，是不是画家。判决以后，美协开会，郑重开除了小舅妈。从此之后，她写字还可以，画画就犯法了。现在小舅没有执照，小舅妈也没有照。但是小舅继续作画，卖给那个日本人。但是价钱比以前低了不少。日本人说，现在世界经济不够景气，画不好脱手。其实这是一句假话。真话是小舅名声不如以前──他有点过气了。
说过了我舅舅以后，也就该说到我舅舅画的日本人──此人老了很多，长了一嘴白胡子茬──在十字路口等红灯，他会大模大样地从人行横道上走过来，拉开车门说：王样，画！就把画取走了。顺便说一句，我大舅叫王大，我小舅叫王二。我妈那么厉害，我自己想不姓王也不行。这些画是我舅舅放在我这里的。假如红灯时间长，他还要和我聊几句，他说他想念我舅舅，很想见到他。我骗他说，我舅舅出家当了尼姑，要守清规，不能出来，你不要想他了；他纠正我说：和尚，你是说，和尚！然后替我关上车门，朝我鞠上一躬，就走了。其实他也知道我在撒谎。假如他和我舅舅没有联系，能找到我吗？反过来说，我也知道那个日本人在说谎。我们大家都在说谎，谁都不信任谁。

    有人说，这个日本人其实是个巴西人，巴西那地方日裔很多。他有个黑人老婆，像墨一样黑，有一次带到中国来，穿着绿旗袍和他在街上遛弯，就在这时发生了误会，人家把她当小舅逮去了。在派出所里，他们拿毛巾蘸了水、汽油、丙酮，使劲地擦，没有擦下黑油彩，倒把血擦出来了。等到巴西使馆的人闻讯赶来时，派出所换了一个牌子，改成了保育站，所有的警察都穿上了白大褂，假装在给黑女人洗脸。那女人身高1米98，像根电线杆，说是走失的小孩子勉强了一点。那日本人又有个白人情妇，像雪一样白。有一次和他在街上走，又发生了误会。人家把她逮进去，第一句话就问：好啊，王二，装得倒像！用多少漂白粉漂的？然后就去捏她的鼻子，看是不是石膏贴的，捏得人家泪下如雨；并且乱拔她的头发，怀疑这是个头套，一头金发很快就像马蜂窝一样了。等到使馆的人赶来，那派出所又换了一块牌子，“美容院”。但把鼻子捏得像酒渣鼻、把头发揪成水雷来美容，也有点怪。后来所有的外国女人和这日本人一起上街前，都在身上挂个牌子，上书“我不是王二”。

    还有一天他们逮住了我，一把揪住我的领带，把我拽得离了地，兴高彩烈地说：好啊王二！你居然连装都不装了！我很沉着地说道：大叔啊，你搞错了。我不是王二。我是王二的外甥。他愣住，把我放下地来，先是啐了一口，啐在我的皮鞋上；想了一会儿，又给我整整领带，擦擦皮鞋，朝我敬了一个礼，然后假装走开了。其实他没有走开，而是偷偷地跟着我，每隔十几分钟就猛冲到我面前，号我的脉搏，看我慌不慌。我始终不慌，他也没敢再揪我。幸亏他没把我揪到派出所，假如揪了去，我们单位的人来找时，他们又得换块牌子：柔道馆。之所以发生这些事，是因为他们知道我舅舅还在偷偷卖画，很想把他逮住，但总也逮不到他。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揪我时，我感到很兴奋，甚至**了。这说明我有小舅的特徵。我是有艺术家的天赋，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了。

    现在我提到了所有的人，就剩下我了。小时候我的志向是要当艺术家，等到看过小舅的遭遇之后，我就变了主意，开始尝试别的选择，其中包括看守公厕。我看守的的那座公厕是个墨绿色的建筑，看上去是琉璃砖砌的，实际上是水泥铸造的，表面上贴了一层不干胶的贴面纸，来混充琉璃。下一场大雨它就会片片剥落，像一只得了皮肤病的乌龟。房子里面有很多窄长的镜子，朝镜子里看时，感觉好像是在笼子里。房间里有一股苦杏仁味，那是一种消毒水。我在门口分发手纸，每隔一段时间，就用消防水龙冲洗一次里面，把坐在马桶上的人冲得像落汤鸡。还有一件事我总不会忘记，就是索要小费，如果顾客忘了给，我就揪住他衣服不放，连他的衣兜都扯掉。闹到了这个地步，也就没人敢再不给小费。因为工作过于积极，我很快就被开除掉。

    还有一段时间，我在火车站门前摆摊，修手表、打火机。像所有的修表摊一样，我的那个摊子是座玻璃匣子，可以推着走因为温室效应，坐在里面很热，汗出得很多，然后就想喝水。经我修过的手表就不能看时间，只能用来点烟；我修过的打火机倒有报时的功能，但又打不着火了，顾客对我不大满意。还有一段时间我戴着黑眼镜，假装是瞎子，在街上卖唱。但很少有人施舍。作为一个瞎子，我的衣服还不够脏。他们还说我唱得太难听，可以催小孩子的尿。后来我又当过看小孩子的保姆，唱歌给小孩子听，他们听了反而尿不出；见到雇主回家，就说：妈妈，叔叔唱！然后放声大哭。

    我做过各种各样的职业，拖延了很多时间，来逃避我的命运。我终于长大了，在写作部里工作；我舅舅也从碱场出来了，和小舅妈结了婚。他还当他的画家。小舅妈倒是改了行，在一家大公司里当公关秘书。这说明我舅舅除了画画，我除了会信口胡编，都别无所长，小舅妈倒是多才多艺。有时候她深更半夜给我打电话，说我舅舅的坏话。说他就知道神秘兮兮捣鬼，江郎才尽，再也画不出令人头晕的画了；还说他身体的那一部份功能还是老样子，她每天要给它发号令，还要假装很喜欢的样子，真是烦死了。这些话的意思好像是说，她嫁给小舅嫁亏了。但是每次通话结束时，她总要加上一句，这些话不准告诉你舅舅。只要你敢透半句口风，我就杀掉你！至于我，每天都在写小说。说句实在话，我不知道自己写的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