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跃进(12)

　　“严格，别再拿男女间的事说事了。咱俩的事，比男女间事大。”

　　说这话的时候，瞿莉眼里憋出了泪。正因为憋出了泪，说完这些，瞿莉长出了一口气，似乎轻松了。一件物什，就这么拆了；一盆水，就这么泼到地上了。事情或人，露出了真相和底牌，事情也就无可挽回了。见瞿莉摊牌，严格也只好换个话题摊牌，就像对老蔺和贾主任一样；严格指指窗外的银行：

　　“您开始准备后路了，对吧？”

　　瞿莉也看着窗外：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严格愣在那里。他甚至怀疑，瞿莉多年的忧郁症，也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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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倾家荡产了，知道不？！”(1)

  
　　刘跃进的头被打破了。像前几天来工地要账的韩胜利一样，头上缠着绷带，外边戴一冒牌棒球帽。如是平日挨打，刘跃进不会拉倒；如是别人打的，刘跃进也不会拉倒；打破他头的人，是曹哥鸭棚的人；但这两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刘跃进得赶紧找包，也就顾不上头，没功夫与打他的人纠缠。

　　那天韩胜利带他去了鸭棚，托曹哥找包。离开鸭棚，韩胜利与他约好，第二天晚上，两人再来鸭棚听信儿。到了第二天下午，刘跃进动了个心眼，想甩开韩胜利，一人去听信儿。他已经见识了曹哥的威风，他知道曹哥出面，这包肯定能找着。在刘跃进和曹哥之间，韩胜利只是一个牵线的人；现在线头接上了，韩胜利也就没用了。于是没等到第二天晚上，第二天下午，一个人来到鸭棚。

　　这回棚里没有杀鸭子，棚里有一帮人，在陪着曹哥搓麻将。那个杀鸭子的小胖子洪亮，在提着茶壶侍候牌局。曹哥干别的事认真，打麻将也认真，于是桌上的人都认真。曹哥摸张牌要凑到眼上看，出牌慢，带得众人都慢。慢也叫认真。牌桌上并无废话。桌上乱七八糟扔着些钱。刘跃进看人正忙着，又皆认真，没敢进去打搅，就在门口候着。待一局下来，桌上响起“忽啦”“忽啦”的洗牌声，刘跃进才扒着门框喊：

　　“曹哥。”

　　曹哥从牌桌上仰起脸，往门口看；看不清是谁，对刘跃进的声音更不熟，问：

　　“谁呀？”

　　刘跃进：

　　“昨天跟胜利来的，丢包那人。”

　　蹭进门来。曹哥突然想了起来：

　　“噢，那事呀，对不住你兄弟，那人没找着。”

　　刘跃进满怀信心而来，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幸亏手把着门框，才没跌到地上。一个包没找着，对曹哥他们算不得什么；但对刘跃进，却是晴天霹雳，把脑袋都炸晕了。晕间，还在那里思摸。思摸间，忘了说话的场合，只是照着自己的思路在说：

　　“那人是你的人，咋会找不着呢？”

　　刘跃进说出这话，曹哥就有些不高兴；就像昨天韩胜利说街上的贼都是曹哥的人，曹哥有些不高兴一样；但曹哥没说什么，只是皱了皱眉。光头崔哥见曹哥不高兴，朝刘跃进喝道：

　　“你脑子有病啊，他腿上长着脚，咋一准会找着呢？”

　　刘跃进脑子里一片空白，仍照着自己的思路说：

　　“那我昨儿的定金，不是白交了？”

　　突然想起什么，对棚里说：

　　“别是找着了，你们昧起来了吧？”

　　又说：

　　“昧钱事小，包里的东西，还我呀。”

　　曹哥见刘跃进这么不懂事，叹了口气；对刘跃进仍没说啥，对牌桌上的人说：

　　“我又犯了个错。”

　　牌桌上的人见曹哥这么说，有些不解，也有些紧张。曹哥接着说：

　　“孔子说过，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这话桌上的人没听懂，有些愣怔。曹哥又说：

　　“从今往后，我不帮人了，帮人就是得罪人。”

　　这话大家听懂了。懂与不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曹哥开始检讨自己，就证明曹哥彻底生气了。曹哥一生气，从来不怪别人，只检讨自己。这是曹哥跟别人的区别。光头崔哥见气着了曹哥，从桌上蹿起，冲到门口，照刘跃进踹了一脚：

　　“妈拉个×，会不会说话？”

　　这一脚踹到刘跃进心窝上，刘跃进猝不及防，后仰身，直挺挺倒在地上；鸭棚门口，摞着一筐筐鸭毛；刘跃进倒时，把鸭毛筐也带翻了，鸭毛在鸭棚里，飞了个满天。平日这么踹刘跃进，刘跃进不敢对光头崔哥这样的人计较，踹了也就踹了；现在包、包里的钱和欠条，统统无望了，刘跃进就失去了理智；本来他胆子没这么大，现在也顾不得了；从鸭毛堆里爬起来，没理光头崔哥，抄起案上一把杀鸭刀，往前又窜了一步，晃着对众人：

　　“我倾家荡产了，知道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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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倾家荡产了，知道不？！”(2)

  
　　牌桌上的人，都愣在那里。愣在那里不是怕刘跃进手里的刀，他们整天杀鸭子，或跟人火并，都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而是惊奇刘跃进的反应和态度。曹哥皱了皱眉，推开麻将，出鸭棚走了。光头崔哥见刘跃进搅了牌局和曹哥的心情，又要上去踹刘跃进；但没等光头崔哥上手，牌桌上另一大胖子，捷足先登，先一脚将刘跃进手里的刀踢掉，又一脚踢在刘跃进小腹上；看他胖，身子竟灵活，踢的是连环脚；连吃两脚，刘跃进的身子先被踢到空中，又落在杀鸭子的案前；身子前冲，头一下磕在案角上，登时就出了血。脑袋一出血，倒让刘跃进清醒了，踡在地上，不敢再说什么；想想又委屈，捂着脸，“呜呜”哭起来。

　　刘跃进从曹哥鸭棚回到工地食堂，用绷带把脑袋缠上了。好在磕的口子不大，缠上绷带，血倒是止住了。躺在床上，一夜没睡。包丢了就够倒霉的，没想到又挨了一顿打。挨打该去报仇，可丢了的包，又比挨打事大；时间拖得越长，这包越不好找；又暂时顾不得报仇，还得先找包。可这包接着怎么找，他又犯了愁。刘跃进作出一个新的决定：既然别人都指不上，只好指自己了；别人不帮自己找贼，只好自个儿上街找贼。

　　第二天一早，刘跃进向包工头任保良请了三天假。但他没说自己丢包的事。一是怕任保良笑话，二是这事从头至尾说起来，两句三句也说不清楚。只说自己在街上被人打了，要去医院看伤。任保良一开始不信，但看刘跃进的头，绷带上浸着血；张张嘴，倒没说什么。刘跃进戴上一棒球帽，骑一自行车上了街。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自己丢包的邮局门口。邮局转角邮筒前，那个五十多岁的河南老头，仍在拉着弦子唱曲儿。不过不再唱河南坠子，又改回流行歌曲；不再唱“王二姐思夫”，又改回“爱的奉献”。刘跃进倒没心思跟他计较这个，从丢包那天起，他就盼着偷包那贼，又回到邮局门口；于是每天给河南老头两块钱，让他替他盯着。也是昨天刚挨了打，看老头又闭着眼睛，在拼命唱“爱的奉献”，跟没事人似的，刘跃进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又喝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