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沈从文)(2)

　　似乎我因为教了点文学课，就必得负一种义务，随时来报告作家们的轶事，文坛消息。

　　他们似乎就听点这些空话，就算了解文学了。从学校返回家里，坐到满是稿件和新书新杂志的桌前，很努力的把桌面匀出一点空间，放下从学校带回的一束文章，一行一行的来过目。第一篇，五个“心灵儿为爱所碎”，第二篇有了七个，第三篇是革命的了，有泪有血，仍然不缺少“爱”。把一堆文章看过一小部分，看看天气有夜下来的样子。弄堂对过王寡妇家中三个年青女儿，到时候照例把话匣子一开，意大利情歌一唱，我忽然感到小小冤屈，什么事也不能做了。觉得自己究竟还是从农村培养长大的人，现在所处的世界，仍然不是自己所习惯的世界。都会生活的厌倦，生存的厌倦，愿意同这世界一切好处离开，愿意再去做十四吊钱的屠税收捐员，坐到团防局，听为雨水汇成小潭的院中青蛙叫嚷，用夺金标笔写索靖《出师颂》同钟繇《宣示表》了。但是当我对到这煤油灯，当我在煤油灯不安定的光度下，望到那安详的和平的老兵的脸，望到那古典的家乡风味的略显弯曲的上身，我忘记了白日的辛苦，忘记了当前的混乱，转成为对于这个人的种种发生极大兴味了。

　　“怎么样？是不是懂得军歌呢？”我这样问他，同他开一点小小玩笑。

　　他就说：“怎么军人不懂军歌？我不懂洋歌。”

　　“不懂也很好。山歌懂不懂？”

　　“那看什么山歌。”

　　“难道山歌有两样山歌吗？‘天上起云云重云’，‘天上起云云起花’，①全是好山歌，我小时不明白。后来在游击支队司令杨处做小兵，生活太放肆了，每天吃我们说过的那种狗肉，唱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山歌，真是小神仙。”    　　①是两首凤皇山歌的第一句。

　　“杨嘛，一群专门欺压老百姓的土匪，什么小神仙！我们可不好意思唱那种山歌。

　　一个正派革命军人，这样撒野，算是犯罪。“

　　“那我简直是罪恶滔天了。可是我很挂念家乡那些年青小伙子，新从父母身边盘养大，不知这时节在这样好天气下，还会不会唱这种好听的山歌？”

　　“什么督办省长一来，好的都完了！好人同好风俗，都被一个不认识的运气带走了。

　　就象这个灯，我上年同老爷到乡下去住，就全是用这样的灯。只有走路时还用粑粑灯。“

　　老兵在这些事情上，因为清油灯的消灭，有了使我们常常见到的乡绅一般的感慨了。

　　我们这样谈着，凭了这诱人的空气，诱人的声音，我正迷醉到一个古旧的世界里，非常感动。可是这老兵，总是听到外面楼廊房东主人的钟响了九下，即或是大声的叱他，要他坐到椅子上，把话继续谈下去也不行。一到了时候，很关心的看了看我的卧室，很有礼貌的行了个房中的军人礼，用着极其动人的神气，站在那椅子边告了辞，就走下楼到亭子间睡去了。这是为什么？他怕耽搁我的事情，恐我睡得太迟，所以明明白白有许多话他很欢喜谈，也必得留到第二天来继续。谈闲话总不过九点，竟是这个老兵的军法，一点不能通融。所以每当到他走去后，我常觉得有一些新的寂寞在心上一角，做事总不大能够安定。

　　因为当着我面前，这个老兵以他五十年吓人丰富的生活经验，消化入他的脑中，同我谈及一切，平常时节，对于用农村社会来写成的短篇小说，是我永远不缺少兴味的工作；但如今想要写一个短篇的短篇，也象是不好下笔了。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个人的纯朴优美的灵魂，来安排到这纸上？望到这人的颜色，听到这人的声音，我感到我过去另外一时所写作的人生的平凡。我实在懂得太少了。单是那眼睛，带一点儿忧愁，同时或不缺少对于未来作一种极信托的乐观，看人时总象有什么言语要从那无睫毛的微褐的眼眶内流出，望着他一句话不说，或者是我们正谈到那些家乡战争，那些把好人家房子一把火烧掉，牵了农人母牛奏凯回营的战事，这老兵忽然想起了什么，不再说话了。我猜想他是要说一些话的，但言语在这老兵头脑中，好象不大够用，一到这些事情上，他便哑口了。他只望着我。或者他也能够明白我对于他的同意，所以后来他总是很温柔的也很妩媚的一笑，把头点点，就转移了一个方向，唱了一个四句头的山歌。他哪里料得到我在这些情形下所感到的动摇！我望着这老兵每个动作，就觉得看到了中国那些多数陌生朋友。他们是那么纯厚，同时又是那么正直。好象是把那最东方的古民族和平灵魂，为时代所带走，安置到这毫不相称的战乱世界里来，那种忧郁，那种拘束，把生活妥协到新的天地中，所做的梦，却永远是另一个天地的光与色，对于他，我简直要哭了。

　　有时，就因为这些感觉扰乱了我，我不免生了小小的气，似乎带了点埋怨神气，要他出去玩玩，不必尽呆在我房中。他就象一尾鱼那么悄悄的溜出去，一句话不说。看到那样子，我又有点不安，就问他，“是不是想看戏？”恐怕他没有钱了，就送了他两块钱，说明白这是可以拿去随意花到大世界或者什么舞台之类地方的。他仍然望了我一下，很不自然的做了一个笑样子，把钱拿到手上，走下楼去了。我晚上做事，常到十二点才上床，先是听到这老兵开了门出去，大约有十点多样子，又转来了。我以为若不是看过戏，一定也是喝了一点酒，或者照例在可以作赌博的事情上玩了一会，把钱用掉回来了，也就不去过问。谁知第二天，午饭就有了一钵清蒸母鸡上了桌子。对于这鸡的来源，我不敢询问。我们就相互交换了一个微笑。在这当儿我又从那褐色眼睛里看到流动了那种说不分明的言语。我只能说“大叔，你应当喝一杯，你不是很能够喝么？”“已经买得了。这里的酒是火酒，亏我找了好多铺子，在虹口才找到了一家乡亲，得来那么一点点米酒。”

　　仿佛先是不好意思劝我喝，听我说起酒，于是忙匆匆的走下楼去，把那个酒瓶拿来，用小杯子倒了半杯白酒，“你喝一点点，莫多吃。”本来不能喝酒不想喝酒的我，也不好意思拒绝这件事了。把酒喝下，接过了杯子，他自己又倒了小半杯，向口中一灌，抿抿嘴，对我笑了一会儿，一句话不说，又拿着瓶子下楼去了。第二天还是鸡，因为上海的鸡只须要一块钱一只。

　　学校的事这老兵士象是漠不关心的。他问我那些大学生将来做些什么事，是不是每人都去做县长。他又问我学校每月应当送我多少钱，这薪水是不是象军队请饷一样，一起了战争就受影响。他是另有用意的。他想知道学生是不是都去做县长，因为要明白我有多少门生是将来的知事老爷。他问欠薪不欠薪，因为要明白我究竟钱够不够用。他最关心的是我的生活。这好人，越来越不守本分，对于我的生活，先还是事事赞同，到后来，好象找出了许多责任，不拘是我愿不愿意，只要有机会，总就要谈到了。即或不象一些不懂事故的长辈那种偏见的批评，但对于那些问题，他的笑，他的无言语的轻轻叹息，都代表了他的态度，使我感受不安。我当然不好生他的气，我既不能把他踢下楼梯去，也不好意思骂他。他实在又并不加上多少意见，对于我的生活，他就只是反抗，就只是否认。对于我这样年龄，还不打量找寻一个太太，他比任何人皆感觉到不平。在先我只装做不懂他的意思，尽他去自言自语，每天只同他去讨论军中生活，以及各地各不相同的风俗习惯。到后他简直有点麻烦人了。并且那麻烦，又永远使人感到他是忠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