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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水相逢

  那一年春节前夕,我在上海得到通知:华侨大学解散,教师务必迅速回校,下放到农村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虽然冠以神圣的“蹲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但我的心情仍像上海的天气一样阴沉起来。上了火车后,我就发现钱包不见了,这下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搜遍身上所有的口袋,总算找到了l元钱和几张毛票,心里稍许安定了些。好在火车到达漳平的时候,我要下车到同事家去拿两个樟木箱(那时结婚,福建的樟木箱是上等嫁妆),可以借一点钱。樟木箱挺大.力气比我大得多的同事抢着为我挑到火车站。我向他借了5元钱,算一算到厦门住一夜旅馆1元钱,吃一顿饭5角钱,到泉州的汽车票票是2元5角左右,再花l角5分钱,乘公共汽车到华侨大学。 “多乎哉.不多也。”孔乙已的喟叹冒出我的嘴边,心情也为之一振。

  可量樟木箱一上火车,乘务员说太大,要补托运费,一下花去了两元多。火车上一顿饭起码要3角钱,全部财产只剩下不到2元钱了。买一张汽车票到泉州,是绝对不够了。

  到厦门时,已是下午6点了。

  我挑着两个大樟木箱.从台阶上走下来.满头大汗,顾不得心疼箱子不断被磕花。

  虽然是极“左”的时代.厦门人的生意头脑还相当灵活。车站前的一群小伙子,推着自行车,帮助运送行李。我的狼狈相马上引起其中一个的注意。

  他推着车子过来兜揽生意。

  我老远就嚷嚷: “别来找我,我身上没有钱。”

  真是一分钱逼死英雄汉。早知如此,向同事多借5元钱,也不至于狼狈如此,我的心情真是糟透了。

  虽然语气有点凶狠,小伙子仍然从容地把车子朝我这边推过来。

  我绝望地望了他一眼:“我连住旅馆的钱都不知道在哪里呢。”

  他把车子支起来说: “没关系.我不要钱。”

  他那闽南人的豪爽使我震惊了。

  他穿着那时甚为罕见的皮夹克,很鲜亮,可以闻到一种新鲜的皮革昧道。车子也崭新,没有侨汇券的人,有钱也买不到。那时家里有一辆自行车,相当于今天有了一辆桑塔纳,挺神气的。

  他从容不迫地把樟木箱往他车子加长的后架上绑牢,就领着我到了一家小旅店。他用厦门话向一个小老头诉说我的闲境,那小店负责人显然是他的朋友,显得颇为动容,表示可以免费提供住宿。床位看好以后.他就拿出登记本来,要工作证。可是我的工作证被小偷连钱一起偷走了。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很紧张, “清殚阶级队伍”进入高潮,阶级敌人无孔不入,革命的警惕性成为人生第一要务。那小伙子向他说情:人家上海来的知识分子,白面书生,你看看他哪-一点像外逃的阶级异已分子?年纪轻轻的,哪一点像反革命?

  他说得振振有词,可他的朋友无动于衷。两个人在我是否可能是坏人的问题上,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小伙子反复说,怎么可能!连我都觉得我那萍水相逢的朋友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论证很软弱。就拉拉他的手。他却越来越火了,加大了嗓门,显出闽南人特有的忠于朋友、忠于自己感觉的固执。然而,那老头子也是闽南人.也忠于自己的感觉。小伙子冒火了,闽南人使用频率最高的骂娘的话,时不时地冒出来。

  我看得出来,小伙子最大的愤怒.倒不在于他的朋友不信服他的论证.而是,居然不信任他所信任的人。这种不够肝胆的表现,是不可容忍的。

  最后,他绝望了.用最清晰的语调.一字一顿地把最脏的字眼讲了出来。老头子气得直翻白眼.一时像被鲁智深拳打的镇关西,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没等他反应过来.小伙子已经拉着我的手走了。

  我非常不好意思,向他表示歉意。都怪我破坏了他们的友谊。他用闽南腔极重的普通话说:“没有关系.这种人,不是人.不肝胆。老子再理他,是你儿子。”

  他很快恢复了情绪,把我带到厦门汽车站.找到当时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一个中年妇女。他们大概认识吧,她显然很信任他.因而也就很同情我。还没有听完他的叙述,她就叫食堂工友给我打了一碗饭,还有一份花菜,上面居然还有一点猪肉。

  我本来只指望她让我在候车室坐上一夜.没想到她竞主动提出让我到工会办公室去。那里有一个长沙发。她说,正好有8个复员的海军士兵经过这里,没有买上今天的车票,你们做个伴吧。

  我本来以为,女人都比较小气.然而,在厦门,居然有女人超过了男人.而且超过了韩信遇到的“漂母”.不但有一饭之德,还有一屋之恩。

  至今我还记得.那张长沙发上有紫色的棉布套子,我睡的那一头,弹簧已经瘪下去了。但是.当时沙发是很少见的.就是住旅馆也不能享受弹簧的柔情。可是.我仍然不能安眠。因为我的口袋里的钱还不够买一张到泉州的票。那小伙子看出我的忧虑.主动提出:有什么东两可以

  拍卖吗?

  我吓了一跳.身为读书人,习惯于清高.对于金钱的盘算,从童年时代就觉得.不是好事。再说.叫我到大街上叫卖.怎么开口呢?他说:“没有关系,你这样的白面书生,往那儿一站就是招牌,我替你叫好了。”

  总不能从厦门走到泉州吧.一想到这.我就顾不得什么资产阶级劣根性了.惟一的选择就是提起旅行袋跟他回到火车站。

  说起来.我那旅行袋里也真可怜,除了一包上海的大白兔糖果以外.只有几件衣服。他就把大白兔糖果鲜艳的包装露在外面.大声叫卖起来.马上就引来一堆围观的人。可惜,没有人对糖果感兴趣。叫了半天,只有一个搬运工模样的人,把我的旅行袋打开来仔细翻看.拿出了我十年前做大学生时穿的、已经褪了色的绒衣,正面反面反复抚摸后。问我多少钱肯卖。我想十年前3元6角钱买的.现在最多只值1元钱。但是,l元钱,加上我口袋里的钱,仍不够到泉州的车票钱。我狠狠心,让我那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发作了一下:l元5角钱。那搬运工马上就要掏钱。可

  是小伙子嚷嚷起来:l元5角怎么行!这么厚的绒衣,起码要5尺布票,1 尺布票就要l元钱的。

  我突然紧张起来.按当时的政策.买卖布票是违法的。

  但是,我的舌头失去了抗辩的力量.听任小伙子作主,以5元钱成交。

  当我拿着一把带着工人阶级体温的、沾着草屑和亏泥的毛票和硬币的时候,心里并不仅仅是兴奋和感激。当时来不及细想,只是本能地用最文雅的姿态和小伙子握手,对他表示感激,隐隐感到所有感激的语言此刻都显得苍白而空洞。



作品集孙绍振 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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