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雷莎的流氓犯(5)

    那只是一个夏天，很短的夏天，可是那个夏天变成了一把刀，插到他的喉管深处，让他不敢对它发出声响。

    你要将它拔出来的——父亲离世前，母亲离世前，都说了这样的话。母亲更说，我看见了，你从那个夏天起，再没有真正地笑过，真是可怜的孩子。你不到二十岁，眉心就有了这个“川”形。如果要赎罪，你已经赎过了。那不是你的错，是时代的错。母亲为他开脱。时代?那个时代是个多么巨大的黑洞，它吃得下所有的黑暗和血泪，他想。我们不能都推给时代，他说。母亲流出了泪，说，那就算是你父亲的错吧。他再不说话，轻抚着母亲的手，在即将离世的母亲面前，他不愿这样谈论已经过世的父亲。那是一九七五年的夏天。他常幻想，他可以忘掉那夏天。

    那年他十六岁。在铁道兵某部当师政委的父亲，随铁道大军进驻位于广西融安县融江边上的国防三线重点工程枝柳线广西段指挥总部，他从大连到广西看望父亲，打算在那儿过暑假。

    父亲是抗战时入伍的老革命，参加过淮海战役。在朝鲜战场上遇到他母亲时，已经在山东莱州老家跟发妻有了一儿一女。响应号召上前线的母亲，那时还是医学院一年级学生。这个身材修长，眉目姣好的青岛姑娘，在炮火纷飞的战场跟山东老乡首长擦出火花。当部队撤过鸭绿江时，医大女生已未婚先孕；首长一踏上祖国大地，第一件事就是去信老家休妻。随即母亲生下了大哥卫东。也许受生活作风问题的影响，父亲没有如别人那样直接晋升，却平调到最艰苦的铁道兵部队。父亲愣是不屈服，跟随施工部队转战南北，打出几场工程攻坚战，直升到师政委位置。所付代价是生活颠沛流离，家人不能团聚。母亲生下大哥卫东后，转学到大连念完医学院，留在大连一所军区医院工作，一直做到院长，直到离休。她选择不随军，给人们的说法是对孩子的教育比较好。母亲很少到铁道兵前线阵地去，每年只有父亲回大连作短暂探亲。后来陆续有了姐姐爱东，二哥向东，再到他，旭东，便是这对朝鲜战争夫妻最小的孩子。“文*”开始后，父亲回家的日子越来越少，到了寒暑假，他和哥哥们就结伴到父亲转战的铁道建设一线探亲。姐姐爱东嫌那里生活条件苦，跟母亲一样不愿出远门。一九七五年的夏天，大哥卫东已到哈尔滨军工学院当工农兵学员；爱东在沈阳军区文工团拉小提琴，二哥向东则刚入伍，在福建当海军。

    他的梦里，常常出现这样的镜头：火车被隧道鲸食着，一吸，一吐，光明是短暂的，黑暗是漫长的。他在硬卧上昏睡，也不知走了多少时日，在鲸鱼最后一次呕吐后，他看到赭红的山地。南疆的土竟是红的，这记忆怪异又深刻。他从柳州火车站下车，由军用吉普接走，一路沿着融江向北开去。山间道上，到处是衣衫式样繁复的少数民族。他跟着警卫班的小张学着辨认壮、苗、侗、瑶、仫佬、毛难各族。在北方大雪纷飞的季节里，他吃惊地面对那里遍野的苍绿，还有女人光着的脚丫。

    他之所以选择再去一次融安，是之前在那里度过的一个春节留给他太深印象。那年春节，广州军区丁司令到枝柳线建设工地慰问劳军。作为师政委的儿子，他也没见过那样的排场和阵式：一色的军用吉普，绵延数十辆，将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县城碾得尘土飞扬。漫山遍野受阅的军人阵仗，山呼海啸的口号声，军号声，锣鼓声，盛装的各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队伍。用毛竹从县城外十多公里搭起的一个个披红戴绿的凯旋门下，鞭炮声不绝于耳。庆功宴摆在县委大院里，从大礼堂一直摆到院子里。融安闻名的特产金橘在餐桌中央堆成小金山。酒席上，军人们勾肩搭背，狂吃海喝。丁司令在他父亲等的陪伴下，一桌桌敬酒过来。丁司令慰劳战士们的是真正的茅台；他也是第一次喝到真正的茅台。酒席上，有人狂笑，有人悲号，看在他这个少年眼里，怪异又滑稽。他像鱼一样游在亢奋的人海里，不舍得停下。直吃到实在憋不住，才离席去找厕所。从临时搭建的厕所里捂着鼻子跑出来，天色有些暗下来，他循着哄闹声寻去，却转错方向，闯到在县委后院临时搭盖的厨灶间。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小梅。

    十四岁的李红梅长着一张圆圆的脸，两只圆大的眼睛特别突出。她穿着桃红的灯芯绒套衫，上面还圈着浅黄花边，有一点儿短小。手臂上戴着两个深蓝的小袖套，扎着两只翘翘的羊角辫，半旧的咖啡色裤子有点儿短了，脚上是一双半旧的黑灯芯绒布鞋。她从厨灶间门口伸出头去，向院内偷偷张望，表情好奇而又小心翼翼。你是谁!你想干什么?他从她身后一吼，想要吓她。她转过头来，瞬间，他感到了自己身体奇妙的变化。这变化来得非常突然，将自己吓着了，下意识地用手挡向下腹。但这感觉又令他兴奋，身子都有点儿抖。你到底是谁?干什么的?他的声音软下来，带上了温情。后来小梅说，她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清脆正统的普通话，温存地从一个瘦削文静的少年口中说出。我是李红梅，她退进厨间。隔帘后面有剁菜的声音，有人声在说唱喊笑。灯直射下来，她搓着手。她整个脸盘眉眼跟年画上常见的漂亮女娃很像，只是她的皮肤带一种浅淡的棕色，在灯下泛出淡淡的光亮。他盯牢她看。这里见到的女孩多半青瘦黑黄，她是个异类。还李铁梅呢!他笑起来，他看到她圆润的脸在灯下一晃，就发出微光，他生出想去捏一把那脸蛋的冲动，但忍住了。心“怦怦”跳着，问自己怎么会这样“流氓”。她说，不是，是红梅，大家叫我小梅。小梅，你好!他伸出了手，她的手在胸前捏紧了，不敢动。我是王旭东。晓得的，你是王政委的小儿子。她的口音里有很重的南音，不像本地人的口音，让他听得新奇。嗯?他微皱眉头，发出很重的鼻音。大家都知道的，她说。他问，你要不要跟我去吃一顿?小梅赶紧后缩，说，不行不行。我不可以的。这时里间有人在喊小梅!小梅!快来帮择菜!小梅转身就撩了帘子进去了。他才将他的手从下腹移开。

    在春节期间，他又好几次专门走过那厨灶间，却再没有看到小梅的身影。他向一个在食堂工作的女人问起李红梅，女人让他在板凳上坐下，一边择菜一边说，那是县教育局里从柳州下放来的老李家的妹崽，好漂亮是哇?他点点头儿。女人又说，那老李老婆当年在广州念大学时，还是校花呢。一家人蛮可怜，老李是脱帽右派，一向很倒霉，到这县里来，只能在教育局刻刻钢板。那老婆原来在柳州教中学，嫁得这样的老公，也只能跟来在县委食堂卖饭票，人还傲得很。一个好宝贝的独崽，到三江侗寨里插队去了。三江在哪里?他问。在融江的上头啊，那里偏得很，再出去就是湖南的大山，以前好多土匪的，冤家一打，还吃人呢。穷得很哇，大山难得有平地，一个石窝里种上三五棵玉米，几棵菜。说不好，女娃生得这么好不是好事体，命有得苦呢。你看她娘就晓得，人强命不强，有什么用?唉，这小女原来一直跟外婆在南宁上学，可怜年前外婆死了，只得来融安随娘老子。女人说着摇起头。他听得心隐隐作痛，却不知如何反应，起身悄然离开。在那乱世，军医大院外山摇海啸。家里的哥姐去串联，去造反，人影难寻。母亲管不住那几个大的，就更盯牢他，最乱那几年，几乎天天带在身边，不让他随便出军医院大门一步。这样的保护，使得乱世的风雨打到他身上时已几无痕迹。如今，这真实的世事，突然在南疆的山道上撞到面前，他不知如何应对、思想。回到大连，他时常回味那个浩大的军中盛宴，那清风中的飞尘。因母亲管得严，他没有很多朋友，他多半的时候只能是自我回想。也只有母亲愿意倾听。他告诉母亲，那里的山是青白的峻险，土是红色的赤贫；融江穿城而过，岸边很多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凤尾竹低矮茂密，将江水映成碧绿。朱槿花硕大艳丽的花朵，沿着河岸高低错落地怒放。一些江湾上，翠竹蔽过江面，江水清澈见底，忽然抬头，就是万仞峭壁。山民就凭垂下的青藤攀岸而上，采药挖宝。这些将母亲听得安静下来。只是偶然，非常偶然，那件桃红灯芯绒衣和浅棕圆润的小梅的脸会浮在他的梦里。直到一次，他醒过来时，触到那下腹的一片湿滑，融安便成了一个诡魅，让他强烈地怀想起来。一九七五年夏天，他再次来到融安县城的时候，融江下游融水县境内的铁路建设工段发生大塌方，父亲带着指挥部人马在第一时间奔向事故第一现场。他被警卫员小张接来，在县委大院深处的小砖楼住下。南方夏季的潮热令他深感不适，大院里又碰不到同龄的孩子，就是有一两个年龄相近的，部队里官阶森严，让本来就不熟的孩子们也玩不起来。小张按他的要求，将他领到县委图书室看书。因父亲的交代，他被特许进入不对外开放的内部图书室，他在那里翻到了《青春之歌》、《迎春花》、《苦菜花》，还有一些苏联文学作品。他将它们扛回家中。等待父亲归来的那些天里，他白天看书，练毛笔字，傍晚就像这个县城所有的孩子一样，奔到江边游泳。刚开始警卫员小张还一定要陪他游，后来发现他的水性非常好，就不再坚持，且融江经过县城一段水不深，他就可以自己出来了。他常顺着江水往上游游去，那儿有一个小小的瀑布，四周翠竹蔽日，瀑布下方不远处有个小小的沙洲，上面有对岸农民种的萝卜。他有时游过去拔一个萝卜，到江水里洗了啃完，再到树荫下的草地上躺一会儿，然后游回来。在一个回游的傍晚，他在水中看到了河边小道上推着一辆自行车慢走的小梅。他从水中浮出来，朝她喊叫：李红梅!小梅!她穿着自制的布褂短裙，红色的。她循声望向江面，立定。他游向岸边，看到她惊喜的眼色。这时，他看清楚了，小梅身上的布褂是无袖的，肩上那截还收裁进去，两只圆润的手臂随意搭在车头，在夕阳的光影里放出浅铜色微光。他再游近些，看到她手臂起落间，腋下翻覆的暗影。她一只脚搭到脚踏上，裙子缩到膝边。在北方的城市里，女孩子夏天穿凉鞋也要套一双丝袜的，他从不曾这样直接地近距离看过女孩子的肌体。那奇异的感觉又回到身上，他沉潜下去，只敢将头露出来。小梅放下自行车，沿小道走下来，在水边一块礁石旁坐稳，等他游过去。他在夕阳中看到她的脸瘦长了些，羊角辫剪去了，只在脑后扎一个小小的马尾。一对眼睛还是那么圆亮，一闪一闪，让人发晕。他很想说，他很想念她，很挂念她，见到她很高兴，但他什么也没说。只在水中和下身的感觉周旋，脸上傻笑。小梅说她暑期在县罐头厂打零工，剥四季豆，一天挣六毛钱。比我哥在三江好多了，他一天才挣一毛钱啊。她说，她可以将暑假挣的钱，给哥哥买很多好吃的寄去。他听得有些难过起来，忽然说，不要怕，我让我爸爸把他调回来!她睁大了眼问，可能吗?当然!他说。小梅温柔地笑起来，说，我只有这么一个哥哥。她告诉他，她在此地没有什么朋友，语言不大通，当地孩子感兴趣的事情跟她也不一样，母亲又管得很严，好孤单。她说她很怀念刚去世的外婆和南宁的那些表亲同学，但好难回去了，她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