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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性格历程(选载)(9)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0)

  随着教育的普及,韩国人的参政意识、参政能力大幅度提高。他们用韩国人特有的不屈不挠精神去争取民主,为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昌盛大声呼号。虽然人口比中国少很多,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他们流的血却是中国的许多倍。在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中,即使面对比自己强大数倍的军警和强烈的催泪瓦斯,人们仍然猛冲而不会退却。经过民众的牺牲和一些开明的政治领袖的顺应潮流,使韩国幸运地比较顺利地由权威型政治转变成了民主政治。
  社会进步使韩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60年代以前,韩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韩国人也是世界上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鲜亡国归因于朝鲜人的国民性。他认为朝鲜人是个爱说空话、窝里斗比中国还严重、厚颜无耻、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的民族。
  韩国人自己也承认民族性存在着致命缺陷。朴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韩国人的缺点:
  缺乏独立精神、懒惰和不劳而获的愿望、缺乏开创精神、缺乏进取精神、可恶的自私自利、荣誉感的缺乏、缺乏良好的判断力。
  他举出“人民的缺点如逍遥自在、趋炎附势、游手好闲、奴才主义,以及依赖别人的恶习”。
  他宣布:“我们的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不幸的遗产:相互憎恨和宗派主义、浪费、混乱、懒惰、不诚实。”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朴正熙的目的大部分都已经达到了。韩国人现在在世界上以团结、民族主义、勤奋好强、整洁、认真而闻名。
  从厕所的变化看改造民族性
  (一)
  厕所是个被谈烂了的题目。外国人谈,中国人也谈,出国回来的中国人更要谈。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比较厕所学”,厕所被当成了中西文明的一个文化表征。有人从北京人早上边排队上厕所边聊天解读东方的日常生活伦理,有人从中国公厕的开放性解读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意识,有人从中外厕所的外表差距解读中外文化的“象征意识”和“实用意识”的差别。
  近几年来,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谈韩国厕所的人也越来越多。几乎每篇访韩游记中都要提一提韩国的“化妆间”。2000年一位游客在游记中写道:
  汉城的公共设施很完备,最感慨的是公厕。不要说宾馆饭店的厕所,就是小到只有几张餐桌的小店其厕所都十分干净。我没有见过有收费的厕所,但所有公厕都提供卫生纸洗手设备和镜子,大单位的厕所还有供残疾人用的专位,设计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们许多公众场所的厕所简直令人可怕。人家那把厕所称为化妆间,真是名符其实,我在那总能看到韩国妇女在镜前描眉画目。
  厕所在这里成了衡量中韩差距的一把尺子。不少去过韩国的人都说,“韩国人是出了名的爱干净”,“韩国人是个极重整洁的民族”。“韩国人连扫大街的都非常干净”。自然而然,厕所被提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进行解读。
  厕所确实是中国人自卑的原因之一。外国人到过中国,印象最深的除了长城、故宫的辉煌,也许就是中式厕所的恶臭了。不少老外把对中国厕所的印象形诸文字,许多次地被《参考消息》转载回来,让中国人无地自容又无可置辩。
  正因为厕所作为一个事物之小,之不重要,所以才最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处处不如人”,说明了“中国人素质低”,这个小小事物雄辩地定义了中国的落后,给中国人的自卑感提供了一个最直观的依据。厕所成了一个隐喻,从厕所出发,我们可以引申到中国人随地吐痰,中国城市脏乱差,可以引申到中国人不遵守交通秩序、没有公德心,甚至可以引申到水土流失,环境破坏,引申到假货横行,贪污腐败……似乎“厕所”是民族性的最佳解读角度。结论大致是,只有当中国文化的“总病根”被彻底挖出斩断,中国人改变了“民族性”,中国的厕所才能彻底没有臭味。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1)

  (二)
  厕所确实具有极强的象征力。
  一百年前,中日韩三国农村的厕所处于同一水平。都是在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放两块木板。
  一百年后,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新式便器,便后它会自动喷出温水把人的屁股冲洗干净,然后再进行烘干。日本人的厕所简直跟闺房一样,里面不仅芳香扑鼻,还像工艺展览室一样放置着各种花束等装饰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韩国开始在厕所里采用水冲设备。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接近于日本厕所的卫生水平。而且,韩国人还独出心裁,把厕所的名字改为化妆室,引起中国人的阵阵惊慕。农村经过新村运动,也基本都用上了现代化厕所,不过,在边远地区,个别地方还在使用旱厕。
  而在中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许多高级厕所比日韩还要豪华。但是,在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和一百年前一样,没有丝毫变化。
  在这里,厕所反映出同是东亚文化圈三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速度。
  (三)
  其实,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厕所比较学会得出另一种结论。
  清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一支朝鲜使臣队伍从平壤出发,奔赴承德,代表国王去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行走在队伍中的一个叫朴趾源的读书人使这次出使被历史记住。秀才朴趾源文笔优美,学识丰富。他对文化母国中国充满了兴趣。回国后,他把所见所闻写成了《热河日记》一书。这本书从一个朝鲜人的视角,观察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热河日记》的心态和现在出游欧美日本的中国游客的心态惊人地相似。那就是毫无保留地赞美他所遇到的一切。在朴趾源的眼里,当时的中国就如同现在的美国和日本,先进发达得无以复加。
  刚刚跨出国门,朴趾源就对边境对面的中国城镇大加羡慕。“屋脊穹崇,门户整齐,街巷平直。两沿若引绳然,墙垣皆砖筑。乘车及载车纵横道中,摆列器皿皆画瓷,已见其制度绝无村野气。”
  穿着麻质服装的传统家庭样式。
  朴趾源突然心情大坏,竟想立刻转身回国。“忽然意沮,直欲自此径还,不觉腹背沸烘”。原来,他受不了中国的先进与落后的朝鲜的巨大反差。“此妒心也”。他怕自己再继续前行,会更为自己国家的落后而痛心。他知道,他所看到的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边境小镇,“天下之东尽头”,再往前,让他惊讶的东西会更多。
  路上遇到普通农家,也要赞美一番:“周视铺置,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猪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庤亦精丽如画。”
  朴趾源赞美中国的“粪庤”说:“粪溷,至秽之物也,为其粪田也则惜之如金,道无遗灰,拾马屎者奉畚而尾随。积庤方正,或八角,或六楞,或为楼台之形,观乎粪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矣。”
  恐怕从来没有中国人用“精丽如画”这个词形容过“柴堆粪庤”。
  住在小镇上,他抓紧时间出门游览,结论是这个小镇“繁华富丽,虽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国之若是其盛也。左右市廛连互辉耀,比雕窗绮户,画栋朱栏,碧榜金扁,所居物皆内地奇货。”
  这个敏锐观察者的结论是中国处处是完美,几乎每一点都比朝鲜优秀。在当代知识分子看来到处繁文缛节陈规陋习的满清在他看来却是“中国万事莫不简便而无一冗费”。他认为朝鲜必须迅速全面地学习中国,才能改变落后面貌。
  113年后的1893年,中国已经陷入极度衰弱之中,在列强的凌辱之下毫无还手之力。然而此时比起朝鲜,仍然领先很多。那一年秋天,中国的武官聂士成考察东三省,顺路入朝鲜境。他把所见所闻也写了一本日记,笔下所记几乎全是朝鲜的落后面貌。
  一入朝鲜,当地知府就率卫队出来迎接。“其队伍仍古制,用火枪,尚逊中国鸟枪兵,衣较笨。府城墙高不过八尺,皆乱石堆砌,楼堞颓坏,内无街道,民居错杂,住低小草房,门前污秽。”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2)

  看了这段描写,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百年前朴趾源对中国城镇那样惊慕了。
  不久,知府摆宴相请,“人一小桌,器用铜质,腥闻不能入咽。”
  几天后,他到了富宁府。“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谈时务辄加菲薄,可憎可怜。”
  朝鲜之游给聂士成留下的印象是朝鲜的贫穷,朝鲜男人的懒惰,朝鲜上层社会的拘泥古法,不思进取,不敢变通。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观念已有所变动,开始向西方学习,兴起洋务运动。而朝鲜还坚持闭关锁国,对外界不闻不问。
  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和聂士成一样,认为这个国家毫无希望。在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后不久,英国驻朝总领事希利尔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观点,可以说同对这个国家有任何体验者的观点一样,设计任何计划留给朝鲜人去贯彻都是白费时间。腐败太泛滥,以至于没有丝毫改善的希望。”
  甚至直到1961年,韩国看上去仍然是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处于世界上最贫穷和政治最腐败的国家之列。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而韩国比中国还要穷。美国人说,他们看到的韩国是个“无底的,无希望的深渊”。
  现在,中国人到了韩国,正犹如三百年前朴趾源到了中国,处处留下惊叹和赞美,并且和朴趾源一样,深为本国的落后而痛心。
  朴趾源到了中国,惊讶于中国城镇的整齐富丽。而如今人们到了韩国,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韩国的干净。
  “与北京明显不同的是,汉城的街头没有我们这里享受惯了的纷扬的灰尘和污染的气流。眼见之处,除了真正可称是纤尘不染的街道以外,就是大片大片碧绿的草坪。蓝蓝的天空如同刚刚水洗过了一般,洁净清爽;白云悠悠,似天马行空。”
  朴趾源赞美中国普通人的素质高,现在是中国人赞美韩国人:
  “社会风气好得使你不好意思不给老人让座。遵守交通法规也形成了风气。没有随便穿马路的,大家都在斑马线前等小绿人灯亮起来才走。”
  聂士成叹惜朝鲜人的懒惰,而现在人则赞美韩国人的勤奋:“据说,从街头行人的步速可以看出一个地方人的勤奋和对时间的珍惜程度。在亚洲,东京街头的步速比欧美人快得多,但香港人匆匆忙忙的身影又把日本比下去了。但据观察,韩国人的步速比香港人还要快。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感叹:现在的韩国人跟日本人以前一样,努力工作。”
  1446年朝鲜颁布的《训民正音》
  如此排列,让人有天晕地转,时光错位之感。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仅仅几十年间,韩国与中国间的领先与落后地位完成了戏剧性的转换。仅仅二百年前,起码在东亚,中国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典范。中国人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脏、乱、差”,韩国人并不是一直比中国人干净,所谓“韩国人出了名的爱干净”,“韩国人在环境卫生方面是中国人的模范”也不过是经济起飞之后的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厕所或者粪堆与“根性”、“民族性”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截了当。
  从历史的角度对比一下中西厕所文化,会更让人大跌眼镜。
  读到“欧洲”这个字眼,我们就会想起古老的城堡,如茵的绿草,想起西方古典文学里描写的西欧宫廷里的大理石地面,镶金廊柱,枝型炷台,想起王子与公主们气势恢弘的盛大舞会。且慢,先让我们读一段1589年印刷的《不伦瑞克的宫廷规矩》:
  “每一个人,无论是谁,无论白天黑夜,饭前饭后,都不能在走廊里,居室内、楼梯上或者螺旋形的石阶上随便解手或乱丢污秽之物。”
  原来,西欧宫廷的金色大厅里,大理石地面上,一不小心,你有可能会看到一堆大便。试想,如果一个中国人在明朝中期出访欧洲,在国王的宫殿里发现随地便溺的痕迹,他会惊讶到什么程度:肯定会比今天进入中国旱厕的欧洲人更吃惊。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3)

  甚至到了1731年欧洲还在随地大小便。那一年出版的一本《骑士风度的伦理学》中建议读者,“从一个正在解手的人身旁走过时,应当装没有看见。向这个人打招呼是有悖礼貌的。”
  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中国的厕所也领先了欧洲起码两千年。中国厕所落后于欧洲,不过是近二百多年的事。上推二百年研究“比较厕所学”,我们会得出一系列与现在完全相反的结论,也许会导致欧洲人猛挖自己身上的“劣根性”。欧洲人的洒着香水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是在他们通过工业化富了之后的事。在那之前,他们不但随地大便,而且还往桌子上吐痰呢!
  中世纪的欧洲《礼仪书》中说:
  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飞过桌子。
  1774年,欧洲的《礼仪与基督教礼貌守则》中说:
  我们再也不能原谅那些把痰吐到窗外、墙上或者家具上的人。
  至少到那个时候,我们比现在的欧洲白人要文明得多。我们的老祖宗再不争气,也绝对不会把痰吐到桌子上。
  穿着传统韩国服饰的一家三口
  (四)
  如此广征博引,并不是要证明中国厕所臭得有理,中国人随地吐痰光荣。我想证明的是,中式厕所、随地吐痰、脏乱差,或者“缺乏公德心”、“不守交通规则”、乃至“忍耐”或者“缺乏精确性”,都不是中国人特有的根性。
  事情其实一目了然。
  人穷志短。一个民族在困难的时候容易自卑。中日韩三国在开国之初都被认为是缺乏公德心的社会。津田左右吉在1916年在《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中指出日本国民性中“公共意识不发达”。韩国教育家金在恩也曾经说“韩国人的心灵深处潜藏着权威主义、利己性、无秩序主义等等”。
  韩国人在亡国于日本的时候,也痛思本民族落后的根性,写出了一本《民族改造论》,呼吁彻底改造国民性,才能再造韩国。梁启超也在《朝鲜灭亡之原因》等文章中对韩国人的性格大加鞭鞑。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韩国人还自认为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到了七十年代,经济起飞之后,韩国人就开始挖掘自己身上优于其他民族的地方,得出的结论是韩国人的国民性是世界上最好的。
  同样,日本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在臭骂自己的文化,到六十年代末日本经济崛起之后,一部分日本学者便开始吹嘘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强调,日本之所以经济成功,是因为日本人的儒教文化与中国有本质上的不同。
  韩国人如今痛斥中国球迷的不文明行为。实际上,中日韩三国的球迷看球都有过乱扔垃圾的习惯。最早是日本球迷从西方学到了退场时带走垃圾的良好习惯。然后是从来不向日本人服输的韩国人也开始这么做。
  一个民族要发展,就要有长远眼光,有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正确判断和基本自信。只有跳出把一切都往民族性这个筐里面装的心理定式,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才能避免文化自卑或者文化自大。这样,发展才有立脚点,看问题才能看得清楚。不然的话,病急乱投医,把溃疡当绝症治,恨不得换心换肾换肝换肺,把自己的一切都换掉,结果只能是丢失了自我,变成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就如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民族性的形成有多种因素。有地理因素,气候因素,文化因素,还有制度因素。民族性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在封建时代,韩国人的保守忍耐是出了名的,而在现代史上,韩国人争取民主时表现出的斗争精神也是举世闻名。因此,民族性中我们可以分解出可以改变的部分,不可改变的部分,或者说需要改变的部分和不需要改变的部分。在可以改变的部分中,又有容易改变的部分和不容易改变的部分。比如韩国人的急性子可能就不好改变。
  中国人国民性中主要的负面成分,是由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或者我们应该重新定义某些“劣根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懒惰,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缺乏开创性、因循守旧,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没有原则、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而诸如“团结、合作、爱国、清洁、开放、学习”之类的优秀品质是现代社会对人们的要求。两千年来基本停滞不前的中国与近几百年迅猛发展的西方猝然相遇,自然会感到撞击的巨痛。从后现代化的欧美日韩,看前现代化的中国,就如同把参天大树和一颗刚刚发芽的小苗做对比,其差距自然触目惊心。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并没有落后的专利,欧美也不是注定永远先进。谁能说,领先了世界几千年的中国不会再次领先呢?那个时候,是不是又要挖掘中国独具的“优根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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