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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长沙痛哭

 

 贾谊自从受了一些老头子的嫉妒,在汉文帝面前中伤了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之后,总是爱哭。
 他本来是腺病质的人,失意以来对于摄生既毫不注意,而长沙又是卑湿的地方,是结核菌的最良的培养园地,不知几时那种微细的菌芽已经窜进了他的肺部,和那些残刻的老头子们响应了起来,正在内外夹攻。贾谊早就预料到他自己是不能长寿的。他在长沙忧郁了四年,自己的身子总是一天一天地消瘦,晚上爱发微微的热候,夜里爱出盗汗。这样的情形使他愈见伤心,他觉得对于老头子们是败北了,因此便想效法他的精神上的先生屈原,跑去跳进湘水里淹死的,也不知道有多少次。
 在汉文帝的前元八年,贾谊谪贬长沙的第五年上的夏天,天上出了彗星。这一来便弄得人心惶惶,以为天下会又要闹到三二十年前的刘项争霸时的那样的大乱子,连汉文帝也有点疑神疑鬼起来了。贾谊在那时候正随着长沙王入朝,进了京城咸阳,文帝便忽然想起了他,要特别召见他,叩问他关于替星的意见。这事情是没有受阻止的,因为嫉妒贾谊的那些老头子,如灌婴死于病,周勃死于狱,冯敬死于暗杀,大多已经不在人世,而贾谊自己自从被滴以后也没有往年那样的受人嫉妒了。
 在一天晚上,儿个彗星正在东方拖长尾巴的时候,文帝在宣室里召见贾谊,旁边只有一位胖子丞相张苍侍坐。
 贾谊是荀子学派的嫡系,他是一位合理主义者,对于鬼神妖异是取着否认的态度的。他对着文帝直率地表示了他的这种意见。
 ——“彗星是不足怕的,”他说,“替星这种东西只是稀罕的自然现象,怪异诚然是可以怪异,但用不着害怕,因为它于人事的休咎并没有关系。没有知识的人因怪而生畏,狡黠的人便乘着这种机会图谋不轨;这样一来,便象两者之间果然是有密切的关系,愚民们便会响应起来,于是乎也就可以酿出大乱。执政的人在这时候是应该加以善导的。开发民智自然是根本的办法,但这种办法不能应急。有应急的办法是利用民众的常识来加以新的解释。譬如彗星象扫帚,就说这是除旧布新的意思,是天老爷提起了扫帚来扫除天下的弊端,扫除国家的外患。这样一来,一般没有知识的人便可以得到安心,狡黠者也就无机可乘了。”
 他这番意思,不用说是荀子的《天论》的祖述,但在文帝是闻所未闻。文帝真是高兴得什么似的,他于得到安心之后,便于彗星之外更探问了好些天文上的事情,一谈便谈到了夜半。
 兴奋着的贾谊早是忘记了自己的病体的,他只觉得自己的精神不知怎地分外地振作。文帝听得也真是专心,在贾谊说话的时候,把自己的坐席向前移动了好几次,几乎和贾谊接起了膝来。
 但是,胖子丞相的张苍却有点不大安稳了。张苍是习天文律历的人,他在旁边听着贾谊的“除旧布新”的话,觉得就象是在暗射自己,又看到文帝的那样地倾心,隐隐感觉着自己的位置和权威有点动摇,但他一点也不露声色。
 室中的铜壶漏滴了三下。张苍这时候才很稳静地说:“贾先生的除旧布新的话是极应该采纳的,明天便好下出诏书布告天下。但今晚已经夜深了,贾先生身体不甚健康,皇上也不好过劳,我看今晚的谈话可以告一终结了。”
 文帝听了张苍这话才觉察到了贾谊的病体上来,他看他瘦削而苍白得和蜡人相仿佛,但两颊泛着红潮,两眼放着极有深度的黑光。
 ——“是的,”他应着张苍的话说,“贾生,你的身体大不如前了。今晚你请休息,明晚我们再谈。”
 贾谊便先退下去了。之后,文帝又对着张苍吐露了一下自己的对于贾谊的倾心。
 ——“贾生毕竟是一位天才,”他说,“很久不见他,以为我自己的识见是超过了他的,但今晚听起他的话来,当今的人实在是没有一个能够赶得上他的。”
 ——“是,是,是,”张胖子回答着,“贾先生的确是一位不世出的天才,天才。有天才的人是不同凡俗的,因此也有好些人不了解他,嫉妒他。我记得他在长沙做过一篇《吊屈原赋》,那文字真真是屈原再来。那里面有几句是‘呜呼哀哉,遭时不祥,鸾凤伏窜,鸦鹃翱翔’,真是契合屈原的身世;但一般的人便不很了解他,说他明明是借题发挥,存心毁谤朝廷;说他把自己比成屈原,把陛下比成楚襄王;真真是‘曲高和寡’呢。贾先生如再涵养得几年,我看是愈会得到人望的。贾先生终竟是未来的大器啦。”
 就这样,贾谊又受了老头子的一箭。
 贾谊经过一次召见之后,他的意见果然遭了采纳,他的位置也得到超迁:他由长沙王的太傅被调为了梁王的太傅。同是藩王的太傅本来是没有什么高下,但梁王是汉文帝最宠爱的少子,而梁与京师的距离也比长沙的更近了。这番调动的确是一种实质上的超迁。因此贾谊的精神比起从前来也就愉快得很多了。
 文帝是把张苍的话照着字面解释的,他的确想为贾生养蓄资望,好让他做张苍的后继者。他让他做了梁王太傅之后时常召他进京咨询,直率的贾谊照旧是慷慨淋漓地对于权势者毫不客气,他那篇有名的万言的《陈政事疏》,在两千年后的今日虽然都还虎虎有生气,但在当时的权贵者却字字都是眼中钉。别人正在歌舞升平的时候,而他偏要“痛哭”,要“流涕”,要“长太息”,因此便有人造出谣言来,说他是精神病者。大家都在磨拳擦掌地等待一个机会来,给他一个总攻击。
 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的虽然隔了两千多年,但情形却相差不远。中国的内部是封建割据的形势,各国的侯王拥着大兵互相倾轧,并随时都在企图着想夺取中央的政权。外部呢?广东的南越还没有统一,北方时常受着匈奴的压迫,那时的匈奴的气焰真真是高到不可思议,好象随时都有吞并中国的可能。汉高祖有一次带着三十二万大兵去征讨过,但弄得连自己都几乎遭了生擒。从此以后汉室的朝廷便不敢再和匈奴抗衡,年年岁岁只是奴颜婢膝地送些子女玉帛去求和。甚至在吕后称制的时候,匈奴的冒顿单于给了她一封侮辱到极端的信,要她去陪他睡觉。但她也没可如何,只好写了回信去求饶,说:年纪老了,又不好看,不好污秽了单于的下体。另外还送了好些礼物去。①待到汉文帝时,情形是更加险恶了。那时出了一个汉奸叫做中行说,他本是被派遣着送公主去和亲的一位宦官,但他一到了北边便投降了匈奴,并且教导匈奴拒绝中国的子女玉帛以图自强,于是乎连和亲的门路也就闭塞了。汉文帝有一次也想去亲征,到太原去驻扎了几天,然而济北王兴居乘着机会便造起了反来打他的后路,弄得他赶快把北征的兵罢了,算把济北王也讨平了。不用说有功的将士又受了一次论功行赏。就这样在强敌的凭凌之下,中国人在内部自相残杀,而一些朝中的大官也在努力粉饰太平——这样的情形,是不是足以令人流泪呢?



作品集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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