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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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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评论》五五期《闲话》的末一段是根据了女大学生
的宣言〔2〕,说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个,别的都已进了女大,就深悔从前受了“某种报纸
的催眠”。幸而见了宣言,这才省悟过来了,于是发问道:“要是二百人(按据云这是未解
散前的数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样?难道女师
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么?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他们
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3〕这当然要为夏间并不维持女师大而现在则出而维持“公理”
的陈源教授所不解的。我虽然是女师大维持会的一个委员,但也知道别一种可解的办法——
二十人都往多的一边跑,维持会早该趋奉章士钊!

  我也是“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4〕,而且爱学奴才话的,所以所说的
也许是笑话。但是既经说开,索性再说几句罢:要是二百人中有二百另一人入了女大便怎样
?要是维持会员也都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而剩下的一个人偏不要
维持便怎样?……

  我想这些妙问,大概是无人能答的。这实在问得太离奇,虽是四五岁的孩子也不至于此
,——我们不要小觑了孩子。

  人也许能受“某种报纸的催眠”,但也因人而异,“某君”只限于“某种”;即如我,
就决不受《现代评论》或“女大学生某次宣言”的催眠。假如,倘使我看了《闲话》之后,
便抚心自问:“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

  ……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那可真要连自己也奇怪起来,立刻对章士钊的木
主〔5〕肃然起敬了。但幸而连陈源教授所据为典要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也还说有二十
人,所以我也正不必有什么“杞天之虑”。

  记得“公理”时代(可惜这黄金时代竟消失得那么快),不是有人说解散女师大的是章
士钊,女大乃另外设立,所以石驸马大街的校址是不该归还的么?自然,或者也可以这样说
。但我却没有被其催眠,反觉得这道理比满洲人所说的“亡明者闯贼也,我大清天下,乃得
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6〕的话还可笑。从表面上看起来,满人的话,倒还算顺理成章
,不过也只能骗顺民,不能骗遗民和逆民,因为他们知道此中的底细。我不聪明,本也很可
以相信的,然而竟不被骗者,因为幸而目睹了十四年前的革命,自己又是中国人。

  然而“要是”女师大学生竟一百九十九人都入了女大,又怎样呢?其实,“要是”章士
钊再做半年总长,或者他的走狗们作起祟来,宗帽胡同的学生纵不至于“都入了女大”,但
可以被迫胁到只剩一个或不剩一个,也正是意中事。陈源教授毕竟是“通品”〔7〕,虽是
理想也未始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怎么办呢?我想,维持。那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想,就用一句《闲话》来答复:“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几句公平话”。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隐忽现一样,“少数”的时价也四季不同的。杨荫榆时候多数不
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8〕你说多数是不错的么,可是俄国的多
数主义现在也还叫作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华民国的绅士们所“深恶而痛绝之”
。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虽然多数,也得算作例外的罢。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
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

  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9〕。凡这些,从现
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种,应该派“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10〕,立功海外的
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

  “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了呢?

  但是究竟还有二十人。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
者们愧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新报副刊》。

  〔2〕 女大学生的宣言 即下文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晨报》。其中说:“女师大学生,原来不满二百人,而转入女大者,有一百八十人
……女师大之在宗帽胡同者,其数不过二十人。”

  〔3〕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
闲话》里说:“我们还是受了某种报纸(按指《京报》)的催眠,以为女大的学生大半是招
来的新生,女师大的学生转入女大的很少。今天看到女大学生第二次宣言,她们说女师大的
旧学生不满二百人,却有一百八十人转入女大,让几位外界名流维持的‘不过二十人’……
如此说来,女大和女师大之争,还是这一百八十人和二十人之争。”接着就是引在这里的“
发问”的话。

  〔4〕 这句话见《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陈西滢
所作《闲话》:“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那自然是各人的自由。”

  〔5〕 木主 也叫神主,写有死者姓名当作供奉神位的木牌。因为那时章士钊已卸去
教育总长职,所以这里用这个词。

  〔6〕 这是清初摄政王多尔袞致明臣史可法信中的话,原作:“国家(按指清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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